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 毅


目 次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
处分的基础。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
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一）移植或放弃
（二）公示效力核心模式下的无权处分
三、结论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孙毅


无权处分是经济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现象，对无权处分加以法律调整时，涉及复杂的多方法律关系，其法律规范的构成，踞于债权法与物权法的结合之点，直接反射出一国民法典植根的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物权法的一系列基础性原则问题展开了争鸣，但对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而无权处分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一个理论平台作为基础，因此本文从探讨无权处分的若干理论基础着手来研究无权处分的法律构造。
一、无权处分与区分原则
区分原则是指将物权变动和原因行为的构成要件相区别的原则。区分原则又叫分离原则，在德国，区分原则是其民法物权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国研究德国物权法的学者对该原则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分离原则的建立不但符合物权为排他权而债权为请求权的基本法理，而且被民法实践证明是一条分清物权法和债权法的不同作用范围、区分当事人的不同法律责任的行之有效的原则。①根据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交付也是一个契约。物权有自己独特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根据，即：“合意”。该概念是德国民法专门创造的，目的在于将它与债权中的合同明确地区分开来。②这样，在一个买卖过程中，除了当事人间的买卖合同行为之外，还必须有一个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以及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合意，才是一个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完整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一个是使当事人间产生转移标的物的给付义务的合同行为称作“债权行为”，在不同的对称下又叫做“原因行为”、“负担行为”；另一个是使标的物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法律行为，称作“物权行为”、“处分行为”。
（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处分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无权处分正是利用了德国法的概念工具的。与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反的情形是，在法国或日本，物权变动被视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即所谓的意思主义立法。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或者遗赠，以及因债的效力，取得与转移。”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一经对标的物与价金协议一致，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买卖即告完全成立，且买受人对出卖人依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法国民法典关于买卖合同与所有权变动关系的一般规定：买卖合同成立，所有权转移，不需交付。因此，法国民法典不存在区分原则，也就没有独立于合同之外的的处分行为。立法上是否以区分原则来安排债权效力与物权变动的关系对无权处分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什么是处分行为这个基本问题上都会发生根本分歧。王泽鉴先生曾对处分的概念做过分析，认为其意义有广狭之别：最广义之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之处分。广义之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而言。狭义之处分，系指“处分行为”而言。③在不采区分原则的意思主义立法中，处分包含于合同行为之内。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的人通过合同转移特定物所有权的行为。就他人之物订立买卖合同，即使尚未交付标的物或尚未办理登记手续，也属处分。处分行为无法从合同中独立出来。
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不加分离，涉及无权处分的场合，会产生理论上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为：债的产生和物权变动的发生是同一个法律事实的效力。但是，因无权处分而使债的效力不发生，在某些场合殊不合理。若仅认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那么等于赋予了债的效力与物权变动以不同的构成要件，这就违反了意思主义的逻辑。
以采取意思主义立法的法国为例。由于不存在负担与处分的分离，有无处分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到了合同的效力。物权变动于合同生效时完成，无需登记或交付。处分权利的行为是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出让人有无处分权成为合同能否生效的要件。纯从理论上推导的话，处分他人之物而无处分权，其结果自然是因要件的欠缺而产生对合同效力的否定结论。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无效；买受人不知出卖物属于他人时，出卖他人之物得引起损害赔偿。”即直接体现了这一逻辑。但是实践中对于出卖他人之物不能一概否定合同的效力使合同无效，也不能使物权依欠缺处分权的合同意思表示而转移，所以产生了理论上的不协调。学者采用法解释的方式对该条适用作了修正与限制。认为“第1599条关于买卖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因在于买卖合同直接引起所有权变动。所以，如果买卖合同不直接发生所有权转移，就不适用该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确立所有权转移的义务时，出卖人无所有权，不影响买卖合同本身效力。出卖他人之物时，如果所有权不直接通过买卖合同转移，不管是所有权转移需通过种类物的特定化，还是出卖人通过合同使自己负有义务向买方转移缔约时属于他人之物，买卖合同都有效。”①而且，“当今统治说认为，此处‘无效’乃是相对无效。”“只有买受人才可以主张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追认买卖合同有效。这与德国法中的可撤销性相类似。”②按法国当今观点，出卖他人之物，要么不适用第1599条，那么合同有效；要么适用第1599条，买卖合同相对无效，买受人可单方决定买卖合同有效，以使出卖人承担契约责任，也可主张买卖合同无效，以使出卖人承担缔约责任③。其结果实质上是要求对个案一一考察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以判断是否包含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的愿望。判断的结果在于买受人是否享有和是否行使撤销权。但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能否引起所有权移转没有明确结论。虽然这种解释以牺牲立法主义为代价，但仍然没能换来理论上的一贯性，其原因在于立法上不区分负担与处分的不同要件与效力。个案判断的妥当性毕竟不能代替理论上的协调性。
在日本，物权的变动无需交付或登记作为形式。依据《日本民法典》第176条的规定：“物权的设定及移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因此属于意思主义立法。《日本民法典》第176条在只要意思表示即可转移所有权这一点上，究竟是指债权性的意思表示抑或物权性的意思表示呢？由于不明确，所以有学者认为是指物权合同，被称为独立性肯定说。认为“以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为前提，把第176条中的意思表示看作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这无论从体系上还是逻辑上来看，都是妥当的。”④否认说则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如果要独立存在，需要有别于债权的意思表示的特征。由于日本民法没有采用形式主义，因此将两者区别开来没有什么实际益处。⑤但该法第560条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1条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时，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但是，如果买受人于契约当时，已知该权利不属于出卖人，则不得请求损害赔偿。”说明在特定场合下，立法上仍然区分了债的发生和物权变动的不同效力。学说上只能把这种区分当作意思主义的特例，而不能作为一项区分原则。“认为特定物所有权的转移时期，只要法律上没有障碍，原则上应该是合同成立之时。”①买卖他人之物时，不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但卖主将他人所有的特定物出售并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后，如果没有同买主转移所有权的时期、方法方面的特别约定，该物的所有权即使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也应理解为卖主在取得所有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给买主，这是由于失去了法律障碍的缘故。②产生特例是由于：一方面，在法律观念的价值取向上无权处分一直被法律否定评价，但具体到制度层面若坚持意思主义的逻辑，无权处分特定物的合同行为若得使物权发生变动，等于肯定了无权处分，将构成对权利人的危害；反之，无处分权势必成为否定合同全部效力的根据，亦不合理。但在采取区分原则的形式主义立法上，合同行为本身只产生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的债的负担，并不直接危害权利人的权利，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合同的效力。产生特例往往可以说明理论架构中存在某种不适应需要的成分。
无论法国或日本，采意思主义立法的国家对待无权处分的问题时，都表现出某种“区分”的特例。可见“区分”是解决无权处分的关键一环。意思主义立法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在“区分”问题上的不同在于：德国形式主义立法以区分为原则，区分的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意思主义立法以区分为例外，区分的是合同的债的发生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而且，这种区分并不使物权变动建立在一定的“形式”基础之上。无论哪种“区分”，都力图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使处分权的有无不致影响到合同的债法效力。
（二） 我国立法上的困惑——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
在我国无权处分的后果究竟落在那里，梁慧星先生负责的课题组提交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与我国《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给出的是不同的答案。《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规定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该条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之时生效。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③也即：合同效力不因物权变动不能发生而受影响，使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和效力得以分开。而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据此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判断：这里所讲的合同不是指物权合同；④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没能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生效。与之相应的，《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虽然没有规定“有处分权”是物权变动而非原因行为的要件，但这是区分原则的固有之意。《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并不是建立在区分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无处分权则合同无效在制度安排上是不合理的。首先，这是一个价值取向上的错误。无权处分的制度价值在于排除对物权人的侵害而非否定合同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仅于合同当事人间发生债的效力。并不构成对物权人的侵害。虽然有学者主张合同法第51条、第132条的规定，“此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相同”。①但问题是在我国，物权变动不会基于合同效力直接发生，这与意思主义立法的“一体原则”不同。其次，干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被当事人用以安排自己利益时是一个私人的领域，因无处分权就将合同无效的事实强加于当事人身上，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买受人为使合同有效就要确保出卖人有处分权，必然增加买受人交易成本，妨碍交易顺利进行。再次，这种制度安排与出卖人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有内在的理论冲突。我国《合同法》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两项条文规定的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保证无权利瑕疵的义务都是合同上的义务。发生无权处分时可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正是这两项条文的功能所及。然而依据51条、132条，合同无效就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等于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功能落空。
产生这种理论上不协调的因素可能有诸多方面，其中“重大误解+路径依赖”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误解之一：“无效”是较之“有效”更严厉的否定评价。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疏忽。与“有效”相比，“无效”似乎已经给出了否定的评价，但问题是这种“否定”毕竟不等于责任。“不鼓励无权处分就将合同视为无效”，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并非站在关怀合同当事人利益与自由的立场之上。而是反映出国家主义的视角。它不但没能产生“否定评价”的规范功能，反而牺牲了无过错方的利益。首先，合同无效使无过错方不能根据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有一种说法：在无权处分的处理上，否定合同的效力是重视保护权利人的静态利益；肯定合同的效力是侧重保护交易安全。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合同无效使无权处分人免除了合同责任，是侧重保护无权处分人的利益；对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却没有任何积极的影响。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不可能直接及于权利人，因此以否定合同效力来保护权利人的归属安全，在手段上不合目的性。其次，合同无效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合同无效责任是过错责任，必须证明无权处分人有过错才能成立责任。合同责任则不需要证明违约方的过错。无权处分人于合同无效时，倘不被证明有过错即可不负责任，法律的天平再次向保护无权处分人倾斜。再次，缩小了赔偿范围。若因无权处分使合同无效，有过错的无权处分人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著名的《缔约过失论》一文中，指出：“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②信赖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①信赖利益赔偿只计算原告基于信赖合同有效已经支出的费用损失。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态。但不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因此，理论上有“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原则”。②这样就减轻了无权处分人的赔偿负担。总之，无效的处理方式牺牲了受让人的利益。没有起到否定评价的预期作用。
误解之二：否认独立的物权行为就认为物权变动是合同的当然效力。③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显然表现出这一理解。于是否定无权处分时，无权处分的后果落在合同上。这样，就与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转移时期的规定相冲突。从我国实然法实证中可以发现，我国物权变动有赖物权公示的完成。既非法国意思主义立法，也非德国抽象主义立法。如果将这种模式归为瑞士折衷主义或奥地利 "名义与形式主义"容易产生分歧的话，宁毋不作这种类比。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定这种模式，否则该模式仍将作为我国探讨相关制度的现实的、共同的法律基础。一切法律规则的制定、移植，都必须尊重这一理论前提。立法主义的核心力量不能忽视。
路径依赖：无效处理似乎是欠缺法律要件的唯一的后果。立法上互相因袭，理论上未加区分。路径依赖源于一个传统：在国家意志主义之下，否定合同的效力仅依赖于主权者的权威，市民生活中缺乏意思自治的空间。无论立法者、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者、或者解释法律的法官们，都拥有评价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权力，大量的合同被确认无效。④“法律上的否定评价等于一律无效”的认识，一旦成为习惯思维，就将产生巨大的惯性，最终形成集体无意识。所以，无权处分则合同无效，甚至欠缺物权变动要件也致使合同无效，并非自觉选择了立法主义，实乃一种惯性的驱使。
由于以往我国的法律思维中缺乏对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所以，无权处分的否定后果往往落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之上，造成利益的扭曲。只有确立区分原则，才能分别实现不同法领域的规范价值，即：合同领域贯彻意思自治，避免国家主义的不当干预；物权变动领域贯彻保护他人利益，避免合同自由滥用。以合同调整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以物权变动的要件调整合同当事人与交易外部之人的利益关系。
二、无权处分与抽象原则
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论证了抽象物权契约的存在。“为了清偿债务而作的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所以如此，是因为交付具有契约概念的所有特征：一方面，它包含了占有的现实的移转，他方面也包含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唯在实际生活中，此项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标的物的场合，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交付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而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①使物权合意独立于原因行为而存在，并具有无因性，即为抽象原则，其堪称德国法学的特色。
（一）移植或放弃
对待物权行为及无因性理论是移植还是放弃，一直是困扰物权立法的问题。在无权处分这一法学问题上也无法绕开这个理论前提。
从法律功能的角度去分析，抽象原则在解决“无权处分”问题时确有其价值。首先，由于抽象原则是以区分负担与处分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为理论前提的，所以，在解决无权处分方面不存在债权效力与物权效力混杂的障碍，是其优势。其次，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因抽象原则的承认与否而有不同。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第一受让人在其获得交付的原因行为无效时，仍可有权处分该物。如采有因性，这时的处分就成为无权处分。所以，无因性理论在观念上减少了无权处分情形。例如：基于买卖合同，乙从甲处获得标的物所有权，乙又将该标的物转让给丙。后甲乙间的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但由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乙仍然取得所有权，所以乙将标的物转移给丙的行为仍属有权处分。若采有因性原则，这时就只能按无权处分处理。②再次，抽象原则具有维护物权变动连续性，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此外，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抽象思维的极致，具有解释论上的意义。
然而，仅从某一制度的法律功能分析尚不能得出应当移植的结论。因为这一抉择关乎到立法主义这一基础问题，不能不顾忌一国法律传统对法移植的影响。我国的物权变动制度并不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吸收抽象原则等于改变立法主义。所以抽象原则主张伊始便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抵抗。这是法律情感上同质法的亲性与异质法的斥性的表现。法律的移植与法律理论的引入不同。前者是法律规范在制度层面上的融入，后者则仅是观念上的融入。法律理论的引入若不建立在法律规范的移植基础上，就只是一种解释论。若连同法律规范移植，那么就必须考虑诸法律范畴之间的协调性以及与一国法律传统的关系。目前，抽象原则作为一种法律理论的引入已经完成，但要上升为一种制度就必然否定我国现有的立法主义。笔者不主张这一由解释论到制度论的跨越。
首先，法律传统上，德国潘德克吞法学式的抽象思维并不被我国实务界普遍接受。与复杂化倾向相比我国更习惯于接受简化的理论。简单明了但却能达到相同法律功能的理论才是最需要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当制度达成的功能相同时，应选成本支出小的方式。择抽象物权契约理论颇具形而上的色彩，但它并没有使思考变得简单。基于无因性原则发生物权变动之后，仍然留下了复杂的债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问题。①抽象理论仅停留于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层面，虽嫌繁琐其弊尚小，若作为制度范畴，其繁琐性弊病甚大。对制度的大量解释、说明、培训、翻译考证工作需要付出成本。当事人也要为人为复杂化的制度付出制度利用成本。不动产交易当事人要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制作成书面，形成物权合同。无因性规则造成的两次所有权移转②，带来了税收上的负担。
其次，法律的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将法移植视同法律革命。成文法的生命之源在于体系与逻辑。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法移植是不能以牺牲法律概念甚至法律体系为代价的。只要现有的法律资源能够实现规范功能时，就不必移植异质的法规范。异质法规范的移植甚至会带来观念的冲突。“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合同无效也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和一般的正义观念。很难被接受。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海口市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属有关单位：

　　经2010年12月16日十四届市政府第7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海口市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一一年一月七日　
　

海口市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工作，缓解城乡困难群众就医难或因病致贫问题，根据《海南省城乡医疗救助实施暂行办法》（琼府办〔2010〕7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属地管理原则。救助对象为海口市户籍的城乡居民。

　　（二）量力而行原则。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

　　（三）简便易行原则。救困难群众之所急，方便快捷，及时有效。

　　（四）分类救助原则。根据救助对象的困难程度和不同病种治疗费用高低实行分类救助。

　　（五）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医疗救助工作采取“政府 主导，民政主管，社会参与和慈善援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六）加强配合，共同推进原则。加强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形成覆盖城乡、互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三条 医疗救助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民政部门负责管理并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抓好落实。

　　（一）区政府职责

　　1. 成立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协调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区民政局、卫生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计局、统计局等主要领导为成员，下设城乡医疗救助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

　　2. 充实工作力量，落实工作经费。原则上救助对象超千人的配备2～3名工作人员，安排的工作经费不低于5万元，千人以下的配备1～2名工作人员，安排的工作经费不低于3万元，确保医疗救助工作落到实处。

　　3. 采取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广泛宣传医疗救助政策。

　　（二）市、区民政部门职责

　　1. 市民政部门应会商有关部门制定医疗救助政策，加强对各区医疗救助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工作。

　　2. 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乡居民医疗救助的核定、审批工作。

　　（三）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职责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居委会负责辖区内城乡医疗救助入户调查、公示、审核、报批等服务工作。

　　（四）有关部门职责

　　1. 卫生部门负责做好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衔接工作，加强对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救助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做好医疗救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工作，提供救助对象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情况，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甲类用药目录、诊疗项目设施目录。

　　3. 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和工作经费，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并制定管理办法。

　　4. 审计部门负责对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使用。

　　第四条 医疗救助应充分利用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平台，增加医疗救助管理功能模块，形成制度衔接、服务共用、信息共享、结算同步、监管统一的运行机制。

　　第三章 城乡医疗救助对象

　　第五条 城乡医疗救助对象为海口市户籍的以下人员：

　　（一）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城乡低保对象。

　　（二）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五保供养证》的五保供养对象。

　　（三）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相关证件的重点优抚对象（不含1～6级伤残军人）。

　　（四）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特困家庭的重病人员及市政府确定的特殊困难对象。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救助范围：

　　（一）不能提供有效医疗票据或原始诊断证明的费用。

　　（二）器官移植的费用。

　　（三）跨年度累积的医疗费用（上一年度年底产生的医疗费用，累积时间不超过本年度上半年的除外）。

　　（四）超出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的药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标准目录范围的费用。

　　（五）计划生育费用。

　　（六）因违法犯罪、自杀、自残、打架斗殴（含夫妻打架）、吸毒、酗酒、赌博等行为致伤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七）因交通肇事或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由他方承担医疗费用赔偿责任的费用。

　　（八）因整形、矫形、增高、减肥、保健、美容等非正常疾 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九）区民政局认定的其他不属于医疗救助范围的医疗费用。

　　第四章 城乡医疗救助的方式及标准

　　第七条 医疗救助采取资助救助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救助、住院医疗救助、居家医疗救助和临时医疗救助五种方式。

　　年救助封顶线 8000元。特殊情况，经区城乡医疗救助协调小组批准，救助金额可以适当提高，但年累计救助金额不得超过 20000元。

　　第八条 资助救助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助的救助对象是政府确定的特殊困难对象。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供救助名单，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所需经费经财政部门审核 后，从城乡医疗救助基金账户划拨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专账。

　　第九条 门诊医疗救助。门诊医疗救助重点是针对城乡医疗救助对象中的“三无”（无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人员、五保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需长期维持院外治疗的重病人员。

　　由区民政部门根据当年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总额情况确定门诊医疗救助金额，再根据医疗救助对象的情况确定核发一定的救助金。

　　年度个人门诊医疗救助金额累计不超过300元。

　　第十条 住院医疗救助。住院医疗救助的主要对象是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人员，不设起付线，不限定病种。原则上60%的救助资金用于住院医疗救助。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大病医疗救助对象，其住院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除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规定的报销比例报销后，自付部分由民政部门给予60%的救助，但全年累计不得超过年救助封顶线；其中城市“三无”对象及农村五保对象个人自付部分，给予100%救助，但全年累计不得超过年救助封顶线。个别超过年救助封顶线的五保对象 的个人自付部分，酌情从五保供养经费中的统筹资金中支出，严格审批。

　　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救助对象患有重大疾病无钱治疗的，经区民政局入户调查核实，可实施医前救助，医前救助最高限额在年救助封顶线的30％以内确定。对同一救助对象实施的医前、医中、医后救助金额累计不得 超过年救助封顶线。

　　第十一条 居家医疗救助。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救助对象患慢性病或特殊病种长期住院疗效不佳且医疗费用过高，经医疗救助对象或其亲属申请，可采取居家治疗的方式予以救助。居家医疗救助经区民政局会同所在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村（居）委会相关人员入户核实，可视情况进行病 中分期或一次性救助。救助金额在年救助封顶线的40%范围内确定。

　　第十二条 临时医疗救助。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救助对象以外的其他困难人员，因患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过高，酌情给予医疗救助，救助金额在年救助封顶线内，并且不超过个人自付部分的30%。

　　各区每年用于临时医疗救助的资金不得超过本地城乡医疗 救助资金总额的20%。

　　第十三条 核定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应剔除下列费用：

　　（一）本地医保规定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的服务范围和标准及新农合规定的用药、诊疗项目、卫生材料目 录标准以外支付的费用。

　　（二）患者所在单位应该或已为其报销的医疗费用。

　　（三）参加各种保险赔付的医疗保险金。

　　（四）医疗单位减免的费用。

　　（五）民政部门已实施的医疗救助费用。

　　区民政部门对医疗费用凭证及相关资料审核有异议的，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要协助核查。

　　第五章 医疗救助的申请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门诊医疗救助程序。按照本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住院医疗救助程序。依托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平台，建立医疗救助管理信息系统，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信息共享、监管统一、结算同步。住院救助对象持本人身份证及低保证、五保证、优抚证等相关证件直接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定点医疗机构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和医疗救助可报销金额内减收住院押金，救助对象只需交纳个人自负部分住院押金，出院实行一站式费用结算“一单清”。救助对象出院后凭以上证件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窗口报销后，直接在医疗救助窗口办理医疗救助，窗口按第十条规定的救助比例和标准给予救助。

　　第十六条 居家医疗救助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医疗救助对象或委托人持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市以上医疗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向村（居）委会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填报《城乡医疗救助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村（居）委会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后，在村（社区）公示3天。

　　（三）无异议后上报区民政局审批。

　　第十七条 临时医疗救助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本人或委托人持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市县以 上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及病史资料、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凭证等材料，向村（居）委会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填报《城乡医疗救助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村（居）委会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3个工作日内派出专人对医疗救助材料进行调查，提出初审和审核意见后上报区民政局。

　　（三）区民政局接到上报资料后，在3个工作日内给予审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经村（居）委会张榜公示后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发放医疗救助资金；对不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转诊、急诊、急救办理程序。对因转诊、急诊、急救经批准到非定点医疗机构和外地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出院后凭有关资料先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报销，再凭经办机构出具的结算清单到区民政局申请医疗救助。区民政局按规定比例予以救助。

　　第六章 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九条 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

　　（一）上级拨付的城乡医疗救助专用资金。

　　（二）本级财政部门年初预算安排资金。在年初财政预算中，以上年度城乡人口为基数，按每人5元标准安排救助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照财政管理体制5.5∶4.5的比例共同负担。

　　（三）社会捐赠资金。

　　（四）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五）其他可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资金。

　　（六）本年度医疗救助资金如出现缺口，经市政府同意，可 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补足。

　　第二十条 医疗救助基金的管理。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实行专 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一）由市财政局在社会保障资金财政专户中建立城乡医疗 救助基金专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汇集、核拨、支付等业务。

　　（二）各区设立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支出专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核拨、支付和发放业务，并设立门诊救助、大病救助、居家救 助和临时救助明细台账。

　　（三）市财政局预算安排资金和上级专用资金及其他各种资金要及时从财政划拨至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专户，当年资金结余转入下年使用。

　　第七章 医疗救助服务机构

　　第二十一条 门诊医疗救助原则上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镇卫生院承担；住院救助原则上由镇级以上医院承担。

　　第二十二条 医疗救助服务机构由各区民政、卫生部门选定，并向社会公开医疗机构和各项优惠政策。承担医疗救助服务的医疗机构要张贴就医指南，保证服务质量，方便困难群众就诊。

　　第二十三条 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应设立济困门诊和济困病房。医疗救助对象持相关证件（低保证、五保证、优抚证）到定点医疗救助机构就诊时，定点医疗救助机构应适当减免挂号费、诊断费、治疗费、检查费、床位费、手术费、药品费等费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医疗救 助资金。

　　第二十五条 对违纪、违规、违法行为，追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骗取医疗救助资金的，由区民政部门负责追回，并取消其 不少于三年的享受医疗救助的资格。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红十字会、慈善协会等各类社会团体，以各种形式参与医疗救助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海口市城市居民医疗救助实施方案》（海府办〔2006〕25号）和《海口市农村医疗救助实施方案》（海府办〔2006〕145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