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附带民事和解及精神损害赔偿

王长君


　　近年来，由刑事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并呈现出多发性，不但加重了刑事审判的工作量，影响了刑事审判效率，同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难，也带来一定的负面社会效果。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改革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是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刑事民事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及调解的方法和建议。
　　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已成为众专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而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为前提，对精神损害中的“精神”进行了界定，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现状，并提出了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初步设想。

一、 当前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调解的认识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纯民事诉讼区别很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也强调当事人平等，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因素：
　　1、被告人的调解意志受刑事处罚或量刑影响，同时被告人因犯罪而受到的道义谴责无法使他们拥有真正的调解自由。
　　2、法官的调解方向左右着当事人调解协议的达成，办案人在调解过程中，因方法简单、缺乏耐心，法律上的利弊关系释明的不够，使当事人难以达成和解。
　　3、民事处理结果和服刑时所涉及的减刑与假释作用给被告人带来一定压力及不确定的因素。

（二）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性

　　1、现行法律只规定应当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状或内容通知被告，同时刑事部分审判的审限规定也无法让被告人实现民事诉讼权利，即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缺乏正当的诉讼程序。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不够规范，立法上对一些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规定的不够细化和明确。
　　3、附带民事调解牵扯时间与精力多，容易产生“重判轻调”的思想。在执行环节，被告人易产生牢已做过，不愿赔偿的消极思想，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维护。

（三）现实中难以实现当事人地位平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本质上与纯民事诉讼并无区别，根据民事调解的自愿原则，当事人同样可以以调解的方式不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但自愿原则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是很难实现的，被告人接受调解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这些代价也很难说是被告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超出法定赔偿数额的赔偿屡见不鲜。存在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有：

　　1、失去自由的被告人获取信息相对于原告人处于明显的劣势，导致被告人难以正确的认识和估计自己的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

　　2、被告人对刑事处罚的畏惧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往往想通过调解减轻自己的刑事处罚，用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刑罚。

　　3、法官往往将被告人接受调解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一个表现，并常常暗示被告人如能接受调解将在量刑是予以轻判，反之就是如果被告人不接受调解将可能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这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影响，很难使被告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地位平等，因此有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乘人之危和漫天要价。

二、附带民事调解应遵循的原则

　　（一）自愿原则。由于法官具有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双重裁量权，调解方案又大多是是法官提出的，必然会影响被告人的调解意志和调解自由，可能会导致调解的不自愿。因此要注意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尊重被告人的调解意愿，调解必须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
　　（二）合法原则。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在押被告人在获得诉讼信息方面给予特别关注，保证诉讼调解程序合法。
　　（三）赔偿款判前给付原则。把赔偿款在判决处理前到位作为量刑和实体处理的重要因素，对已经履行赔偿义务的，在被告人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对拒不赔偿原告人损失的，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酌情从重处罚，并以此作为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

三、附带民事案件调解方法及建议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达成协议，有利于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伏法，有利于被告人的改造。为使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更完善的调解方法，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立法，进一步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规定了刑事部分已经判决后再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按民事诉讼案件进行受理，此时的审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以及 《民事诉讼法》，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实际操作和适用法律与直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一样的问题，这种现象不正常，应当平衡和完善。
　　（二）提高素质，进一步加强法官细致冷静的心理素质。调解工作复杂、细致，一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需要反复多次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对法官的耐心、恒心和热心是很大的考验。法官在调解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应独立于纠纷之外，保持冷静，不讲人情、关系，不畏权势、金钱，不轻易表态。要考虑全局，重在协调，让说情者做当事人的工作，促成调解，服判息讼。
　　（三）讲究方法，进一步增强调解的语言技巧。调解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调解语言所具有的释疑性、策略性、疏导性，在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进行解疑的基础上，针对当事人的心理进行春风化雨、苦口婆心的劝导，运用一定的策略和方法，疏导、启发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就要求法官必须提升语言技巧和语言能力。
　　（四）善于寻找双方均可接受的最佳调解点。通常情况下，调解给双方当事人都能带来好处，也就是双方互惠互利，因此主审法官要善于寻找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双方利益和需要的最佳点进行调解，把握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底线，最大限度地促成调解。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无线电收发信区管理暂行规定

(1980年1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设置使用无线电台和大城市划分无线电收发信区的规定，为合理安排无线电台、站的布局，加强管理，防止干扰，充分发挥无线电设备的效能，以利加强战备和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现结合上海地区的情况，对一九六三年划定的无线电收发信区作了调整，并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调整，本市划为北郊、西郊、东郊三个收信区，西郊、南郊、东郊三个发信区，真如、共青苗圃两个电台保护区，以及市区中山环路以内作为一个居民集中区；各区之间以及工业区、城镇之间的地带为缓冲区(见附图)。一般应保持收信区边缘距发信区、工业区边缘在四公里以上，距居民集中区边缘在二公里以上。发信区边缘距工业区、居民集中区边缘在二公里以上。关于虹桥地区现有电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逐步予以调整、迁出。
第三条 新建的各类长、中、短波无线电台和卫星地面站等，都应按本规定建在收发信区内。只有电路少、功率小、对通信环境要求不高的小型电台，经批准后，可以设在缓冲区和居民集中区。设在居民集中区内的发信机，最大功率不得超过一百五十瓦；设在缓冲区内的发信机，最大功率不得超过二百五十瓦。如功率超过上述规定，但对设置地点有特殊要求的电台，如导航、实验、电视和军事、公安等部门的电台，以及超短波、微波、雷达站等，经批准后，可以越区设置，但应不影响周围已建电台的工作。
第四条 为确保电台的正常工作，市规划管理部门及电台所在地的有关单位，应按电台环境保护要求予以保护，在发生矛盾时，原则上应照顾电台工作，由有关方面协商解决。
设在收发信区和电台保护区的电台一般保护要求是，以电台天线技术区边缘起，在一百米范围内不得新建房屋；在五百米范围内不得建造房屋群；在一千米范围内的建筑物高度，应不超过技术区边缘的仰角二点五度；在二公里范围内不得兴建拥有大量烟灰、腐蚀性气体和污水的工厂。个别电台如因工作需要，必须增加保护内容和提高保护要求的，应由主管单位提出意见，征得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市规划管理部门同意。
对已建微波、雷达站及有特殊要求的超短波台的净空要求，在征得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市规划管理部门同意后，应予保护。
第五条 设在收信区和保护区的收信台保护技术要求（表略）
第六条 发信台技术区边缘到高压输电线和架空通信线的最小距离（表略）
第七条 为保护收发信区和居民集中区，在收信区内不得设置影响收信的高频设备和干扰性电气设备，如必须设置时，应征得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新建十一万伏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路，要尽量避免穿越收发信区，必须穿越时，应向市规划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征得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同意。
东郊发信区由于周围条件所限，要求设在该区内的发射机最大功率不得超过三千瓦。
居民集中区的保护要求：
中、长波发信台到达居民集中区边缘的场强不得超过200毫伏/米。
短波发信台技术区边缘(不定向天线)到居民集中区边缘的最小距离为：发信机功率(千瓦)0.1-51025120120以上最小距离(公里)2471010以上
第八条 新建各类固定无线电台、站，应按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颁发《无线电管理规则》的通知(国发〔1978〕122号)，向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理台址审批手续，经批准后，方准设置。
业经批准的无线电台站的台址变更或增大发射功率、加高天线、扩大天线场地时，应重新申请；停建或撤除时，应及时向批准单位报告。
第九条 业已启用的固定台、站，如其设置地点、发信机功率等不符合本规定，而且已经产生影响的，一般只能维持现状，不得继续增大发信机功率或者增开电路。有关各方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本规定提出的要求；一时达不到要求的，通过协商解决。
第十条 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对固定无线电台、站的布局、设置、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市规划管理部门对收发信区和固定台、站工作环境的保护进行监督管理。各有关单位要给予支持协助。
附：上海市无线电收发信划区示意图(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