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5月3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1年8月2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四章 财政金融管理
第五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六章 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队伍建设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结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湖北省辖区内聚居在鄂西的土家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境内还居住着汉族、侗族、回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州下辖：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驻恩施市。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和团结全州各民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团结、民主、繁荣、文明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各民族公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
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的国防教育，依法做好征兵、民兵预备役建设等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八条 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政策和法制教育，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州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眷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自治州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自治州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一条 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全心全意为各民族人民服务。
第十二条 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对一切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民族、法制、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农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州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闭会期间，受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中，土家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确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组成。在组成人员中，土家族、苗族公民所占比例应与其人口在全州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适应，并应当有土家族、苗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中，应当有土家族或者苗族公民。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州人民政府、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修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议案，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州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组成。在组成人员中，土家族、苗族公民所占比例应逐步与其人口在全州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适应。自治州州长由土家族或者苗族公民担任。
自治州所辖县、市人民政府县长或者副县长、市长或者副市长中，应当有土家族或者苗族公民。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尽量配备土家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的原则，结合本州实际，报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总编制内，自主地安排和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第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县、市的政权建设。县、市地方国家机关应加强乡镇政权和派出机构的建设。
自治州各级地方国家机关应加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建设，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立，并行使职权。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土家族、苗族的人员。各县、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尽量配备土家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积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加强农业基础，加速发展工业，努力搞活流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二十二条 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州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合理地确定地方企业的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州的企业、事业单位。对设在本州的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予以支持，并监督它们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第二十四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管理、保护和开发本州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州开发的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机关积极支持上级有关部门在本州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自治州可以与上级有关部门设在州内的企业采取合同形式，确定利润、外汇分成比例。自治州财政由此而增加的收入，留作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不抵减上级财政补贴。
自治机关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自行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引进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并按照自愿结合、互利互惠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和经济联合，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严格控制非农业用地。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国家建设依法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征地单位应当照顾当地群众的利益。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建立和发展粮食、林业、牧业、特产等商品生产基地。
自治州设立农业发展基金，鼓励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积极推广实用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努力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综合治理，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自治州对水土流失严重不宜耕作的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实行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所需要的粮食增销指标和补贴，报上级国家机关核实解决。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农村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做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严禁盗伐、滥伐、毁林开荒，加快绿化荒山，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提高森林的覆盖率和蓄积量。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确定、保护山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提倡国家、集体和个人兴办各种形式的林场，加强对林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做好珍贵野生动物和植物的保护工作。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实行限额凭证采伐。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等优惠条件，加快林业建设步伐；自治州各级林业部门收取的专项资金，必须用于育林、造林、护林，不得挪作他用。凡以木材为原料、材料的企业应当投资兴办林业基地。
第三十条 自治州积极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重视草山草坡和水域的开发利用，鼓励集体和个人发展猪、羊、牛和其他养殖业。
自治机关加强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投入，建立和完善品种改良、饲料加工、防疫治病等配套服务体系，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根据自然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稳步发展烟叶、茶叶、药材、干鲜果、苎麻和其他土特产品的生产。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根据本州的特点和优势，合理布局，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加速发展食品、轻工、化工、电力、建材、采矿、制药等工业。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投资、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发展和改进民族用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办电的原则，积极开发水能资源，逐步形成以中小型水电站为主、小火电为辅的供电系统，积极支持上级有关部门在本州兴建大中型水电站。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按照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保障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得随意改变乡镇企业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大力发展交通和邮电事业。加强公路养护和改造，加快公路干线和断头路、乡村公路以及航道、航空设施的建设。加速城乡邮电通信网络建设，逐步增加通邮里程，办好农村电话。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公路、桥梁和邮电通信等公共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加强民族贸易工作，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实行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加强网点建设，发展集市贸易，开拓边区市场。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国家民族贸易政策规定的自有资金、利润留成、价格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条件，积极发展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的优惠条件，加速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多口岸、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外汇留成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等方面的优惠条件，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在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内，可以自主地安排使用外汇留成。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物价管理、监督和检查，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严格执行国家工商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
第四十条 自治州按照统一规划、节约用地、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加强城市和农村集镇的建设，逐步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环境优美的城镇。
自治州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坚持统一规划、综合布局、分期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下，开发、保护和建设州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事业。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同时享受并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库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加速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四章 财政金融管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制定自治州和所辖县、市的财政管理办法。
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本州的财政收入；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数由上级国家机关合理核定，收大于支时，定额上缴，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支大于收时，报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助。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如因国家有关政策变动以及遇到重大灾害而增加支出、减少收入时，报上级财政机关按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机动金、预备费、民族地区补助费以及财政收支项目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加速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扶持的各项专用资金、临时性补助专款加强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挪用、截留，也不得充抵其他按正常渠道应划拨的经费。
第四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对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内辖有民族乡的县、市地方国家机关，在安排民族乡财政预算时，给予一定的机动财力，并在安排其他专款时予以照顾。民族乡财政收入的超收部分全部留给当地使用。
各县、市地方国家机关对所辖的高山乡、镇，在安排财政预算时给予适当照顾。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对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和审计监督，积极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反对铺张浪费，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追究责任。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多渠道筹集和融通资金，落实各项优惠利率贷款。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家金融机构，支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加强对信用合作社的引导和管理。
自治州内的国家银行充分利用上级银行在分配自有资金和下达信贷规模、货币投放与回笼等指标方面的优惠条件，积极为发展本州的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一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山区和民族的特点，决定本州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办好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努力扫除文盲，鼓励自学成才。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发展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科学研究，管好用好民族教育补助专款，有计划地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和民族班。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巩固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坚持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有关部门分口办学，办好职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加强普通中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倡导尊师重教风尚。办好师范院校，重视师资培训，鼓励教师业余自修，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每年教育经费增长的比例，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自治州设立民族教育基金，依法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提倡集资、捐资助学，开展勤工俭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积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自治州加强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逐年增加科学研究经费；组织专业人员根据本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奖励发明创造，依法保护专利。
自治州积极做好先进实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自治州加强广播、电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的设施建设。保护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努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队伍建设，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中西医结合，重视中医中药，加强民族医药研究。
自治机关坚持预防为主，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依法进行传染病的防治、药品管理和食品卫生监督。加强地方病的防治和妇幼、老年保健工作。
自治州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下，努力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和城镇供水问题。
第六十条 自治州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六十一条 自治机关保护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帮助孤儿、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做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的优抚、安置工作。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发展体育事业，重视学校体育工作，恢复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步改善和增加城乡体育设施，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六章 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队伍建设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注意培养使用妇女干部。自治机关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第六十四条 自治州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干部、工人的指标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一定比例从农村和企业中招收少数民族干部，从农村中招收少数民族工人；在高山和边远乡、镇招收干部时，可以适当放宽条件。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自主安排补充本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六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地区性的措施，引进外地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优待长期在本州工作的各民族干部、各种专业人员、工人和离退休人员，并对在各项建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自治机关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对在高山区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实行高寒地区补助。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每年12月1日为自治州成立纪念日。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实施本条例的具体办法。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



1991年8月2日
民事诉讼法断想
——兼谈民事检察制度

秦旭东


在初识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加以之前对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略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体的理解和感想，是为断想。兼谈民事检察制度，则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中国民权未彰，公权强霸，至今权利难制权力，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而人们怀着深厚的“监督”情结，在民事检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检还为此论战不休。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

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法院和检察院的观点难免受自身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后者的建议则客观、合理，较为可取。因为我国法院本来就不独立，检察院则更像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它握有法律监督权这把尚方宝剑，以强权者的身份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不管自己作为诉讼一方还是为某一方“撑腰”，都会令对手战战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从而背离了平等对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检察官甚至动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进行“调查取证”，不得不让人们警觉。国外的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根本不同于我国。因为他们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只是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甚至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师，他们没有居高临下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我国，对于民事诉讼中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时，可以由相关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或参加诉讼，至于应当起诉而无人起诉或者当事人不敢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立足于社会支持起诉原则。当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院内部制约机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游戏的规则，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精神的要求。

所谓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不对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监督者不一定比被监督者优越。当我们赋予监督者大无边的权力时，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监督情结永远解不开困惑。既如此，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将重点放在权力制约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