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之利益
——基于正当利益的司法保护及中国实践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内容摘要】在解决新类型诉讼的过程中，针对法律不明的现实，理论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概念进行了拓展。本文将从正当权利的司法保护及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角度来探究诉之利益的概念、特点及认定标准，由此来更安全、合理地启动诉讼之门。
【关键词】诉之利益 新型诉讼 法外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就像谷口安平教授所言：“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出现了过去曾未有过的种种新类型
的诉讼。”[1]在当下中国，这种新型诉讼也不断出现。以下引述三个新类型诉讼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陶某因车祸致其嘴唇裂伤，故向法院诉称，因其嘴唇伤裂无法享受与亲人亲吻时的愉悦，而要求肇事者赔偿其亲吻权受侵害而造成的损害。[2]
案例二：1999年7月西安市民王某向法院诉称：被告西安有线电视台在播放《还珠格格》续集时，滥播广告，其中第14集插播广告70条，该集时间共约70分钟，而广告时间就占了27分钟，因而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正常收视权”，要求予以赔偿。[3]
案例三：吉林省长春市某殡仪馆一大早误将灵车开到陈某家，称要接陈某的遗体，吓得陈母当场心脏病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而事实上，陈某却出差在外好端端地活着。因此在与殡仪馆协商无果后，陈某遂以一纸诉状将殡仪馆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抚慰金。[4]
很明显，上述案件中原告所称的利益并未为现行法所“涵摄”，换言之，这些利益是没有被现行法赋予其“法律上之力”的，因而从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来讲，这些纠纷是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利益完全不同于赌债，它们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权利在国外已为立法，尤其是司法所认可。
针对现行法律的禁锢和乏力，要想对这些利益予以司法保护，就须对我们的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加以修正，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诉之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得以修正和发展的，从过去作为防止滥诉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到现今作为诉权保护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其概念本身亦有其不断演进，甚至嬗变的过程。因而正确认识诉之利益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恰当内含并基于此而构建一种可行的诉讼程
序，应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保护公民
正当利益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当然，为取得对诉之利益的广泛认同，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阐明对这些存于法律之外的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原因所在。所以本文将首先对法律之外正当利益的客观存在及须给予其司法保护的原因进行阐述；然后对诉之利益的含义、特点作以分析，进而提出认定诉之利益的参考标准；最后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几个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诉之利益解决新类型纠纷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二、给予法律之外的正当利益以司法保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利益
1．权利不限于法律上的规定，法定权利不是权利的全部。[5]这一观点已被法理学所普遍认同。换言之，法律上的权利仅仅是整个权利（或说利益，下同）体系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认清这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了权利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即将权利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按此论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作为价值概念的应有权利，是指人们积极追求的合乎道德的应为法律所确认和明确保护的权利。注意，这种权利实际上不一定已为现实法律所确认，但却是“应当”在目前或将来予以确认的。而法定权利则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最后，现实权利则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6]很显然，从价值化、法律化和实践化三个角度来认识整个权利体系，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法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即“应有权利”。
2．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常青。同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的法律亦有着不可回避的滞后性。实际上，纠纷的发生不是依据实体法律设定的规范和模式，而是根据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而出现的，我们如果承认立法与社会生活存在距离（笔者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自然不能要求纠纷的形成与实体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否则真是削足适履[7]。质言之，任何法律由于都是过于制定的，因而，肯定存在“新生的权利”。
3． 成文法总是有漏洞的。由于实体法规范的普遍性特征与事物的特殊性，立法者认
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关系的无限复杂性，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决定了法律本身必然有着天生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即完全有可能存在“漏列的权利。”
4．宪法权利亦是必须加以保护的。现实中针对上述案件，法院多以于法无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有《民法通则》、《合同法》这样的基本法，更有其上位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法律上之力”的权利，其力之来源决不应局限于基本法，更应包括《宪法》。更重要的是，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指在一般法律的后面，还有一个最高法即宪法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漏洞的发生。[8]诚然，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司法制度上，我们仍未真正确立宪法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公民以《宪法》的名义来维护其正当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从青岛三位中学生状告教育部到北京一老汉手持“宪法”拒绝拆迁。①这些事件都表明，无论是从维护《宪法》之权威性，使之不会成为所谓的“闲法”；还是从保护公民正当合理的权利来讲，都必须确立宪法诉讼机制。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之外，亦存有“应有权利”、“新生权利”、“漏列权利”和“宪法权利”等正当权利。为了克服这种缺失，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便是将人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律的运作程序，以司法者的认识来补正立法者认识之不足，使绵延的司法过程成为短暂的立法过程的逻辑延伸。[9]
（二）因上述权利而生的纠纷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进而赋予其“法律上之力”。
如果，我们承认在法律之外有正当权利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些权利难以实现时，赋予其“法律上之力”。也就是说，对因各种正当权利而生的纠纷不能以于法无据而不予受理，对此，理由如下：
1． 从权利本身的概念上讲，一方面“无救济则无权利”，另一方面“无法走向和接近
救济”亦无权利。[10]能否将上述的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不仅影响公民的诉权本身，亦对其实体权益有巨大影响。仅仅承认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权利，但却在该种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予救济，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权利的正当性。从法理学角度讲，承认权利的存在，就必须予以保护。
2． 从国家的职能来讲，对上述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是符合国家职责的。在现代国家
中，不仅国家力量取代了个人力量，“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而且，“公力救济”也被视为国家的一项职责。[11]国家及附属机器的产生和出现，是为了防止人类在无谓的冲突中归于消亡，国家产生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调节和遏止社会冲突[12]。因而即使法律对当事人的纠纷没有纳入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法院亦不能以此拒绝审判，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以解决纠纷为宗旨的含义。正是因为此《法国民法典》中便有法官不能以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审判的规定。
3． 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纠纷也是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从《世界人
权宣言》第8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请求实际的救济。”实际上，通过在既定法律中开列权利清单，以立法的形式来构建和完善权利保护体系决非正当权利保护的唯一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亦负有保护正当权利的重任。对此，我们可以观照一下英美法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可以说整个英美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通过诉讼从而引发权利的不断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院通过个案的解决一方面实现了对公民正当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使自己赢得了声誉。对此有学者指出：“保护潜在的权利人也是判例法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缘由”[13]。基于此，德、日等国家亦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拓宽了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日本有关日照权的诉讼。
当然，必须认识到，从严格依法审判的角度讲，上述纠纷似乎存在“法律上的不明”，
因而在实践中要想解决纠纷必须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证据理论中的证明责任的概念来作以论述。我们知道，事实和法律是三段论式的判决中的两个必要前提。然而在现实际中，案件事实有时是很难查清的，或根本就不可能查清。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能以事实不明为由拒绝裁判，所以在证据理论中就产生了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证明责任所针对的便是事实不明问题的处理。沿着同样的思路，由于法院亦不能以无所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裁判，因而我们针对“法律不明”，也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诉之利益。换言之，当纠纷无法律依据时，可凭诉之利益来予以受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承认诉之利益作为发动诉讼基础的观点，并不是否定管理权理
论的价值，而是说在传统理论不能解决问题时而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理论，对此仍可借鉴证据理论中的危险领域说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的补充作用来予以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英美法实践的是事实出发型思路，因而在英美法中上述纠纷是很
容易进入司法程序的。因而在英美法中就不需要存在诉之利益的概念。正是因为此，在美国才会出现儿子告老子，学生告老师，顾客告理发师等在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的诉讼。[14]由此，在英美法中如何防止滥诉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陆法国家中由于其贯彻的是法规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它在诉讼启动前便以既定法律对各种纠纷予以筛选，这必然会减损对正当权利的保护范围。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将那些请求对正当权利予以保护的诉讼拒之门外，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便一反其消极的排除不当诉讼的功能，转身具有了保护公民正当权利，扩大司法保护范围的积极价值。除特别说明，下文都是在诉之利益的积极功能层面上加以展开的。
三、诉之利益概念、特点及理论研究价值之探究
在我看来，诉之利益概念的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法东进”的结果，大陆法为适
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谋求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保护，因而必须首先在可诉范围上打开闸门。诉之利益便是启动这扇闸门的一把重要钥匙。由于这一钥匙的提出或说其价值从消极转向积极主要是学习和参照英美法实践的结果，因而在现有的理论中对诉之利益的基本内容、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都未有深入的研究。但要使得诉之利益课题研究的深入，对上述问题又不能回避。因此，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诉之利益概念之界定
当下，对诉之利益概念进行阐述的文章并不多，但许多学者在对诉权的论述中对此也
予以了界定。以下是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江伟教授认为，诉之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
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15]左卫民教授亦持这种观点。[16]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1993年1月4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11月29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3年8月1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工作是：
　　（一）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预防犯罪；
　　（四）积极倡导见义勇为行为，鼓励群众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疏导民间纠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和改造工作，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贯彻打击和防范并举，重在防范，治标与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与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实行领导负责制，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
　　各部门、各单位和有关组织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制。
　　第七条 本省境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县（区、市及其派出机关）、乡（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有人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九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具体职责是：（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二）部署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表彰先进；（五）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
　　第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定职责与公安、司法行政部门配合，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在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办案开展法制宣传，依法及时处理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第十一条 公安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查处刑事犯罪活动和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行为；
　　（二）负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的管理，加强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危险物品、违禁物品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加强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等方面的治安管理；
　　（三）负责公安消防、交通管理，预防、减少火灾和交通事故；
　　（四）负责安全防范和技术防范，检查和指导保卫机构、治保组织、治安联防队伍的工作，建立群防群治网络和治安控制体系；
　　（五）负责对被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的人员和在看守所的在押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六）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和处置突发事件。
　　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制定和实施普法工作规划，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制观念；
　　（二）依法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解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三）负责监狱、劳教场所的管理，提高改造教育质量；
　　（四）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工作；
　　（五）组织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负责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婚姻登记等工作。
　　第十四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劳动力市场，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工作，劳动争议的调解和仲裁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第十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学校管理校园秩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纪律、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负责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依法查处违法活动。
　　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公安部门维护和整顿车站、码头、机场的治安秩序，打击车匪路霸等违法犯罪活动；协助公安部门查禁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的携带和非法运输。
　　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取缔非法行医；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戒毒和禁止吸食毒品工作；做好防疫工作。
　　第十九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部门应当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公民进行法制、道德宣传教育，会同有关部门管理文化市场，依法查禁淫秽书刊、音像制品等非法出版物，为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
　　第二十条 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和有关组织、部门应当建立军、警、民治安联防体系，开展巡逻守卫、护厂护院、维护秩序等治安防范工作，增强社会防范和控制体系。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二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责是：
　　（一）宣传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
　　（二）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协助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案件；
　　（三）建立健全治安保卫、调解组织，疏导和调解民间纠纷；
　　（四）制订并监督执行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
　　（五）开展治安联防，落实防火、防盗、防投毒、防爆炸等安全措施；
　　（六）协助公安部门加强对本辖区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道德、法制教育，加强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
　　（七）协助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的犯罪人员的管理、监督和考察。
　　第二十二条 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需要设立机构或者确定专职、兼职人员，明确责任；
　　（二）结合自身业务，采取防范措施，预防重大事故和突发性事件发生，减少违法犯罪，承担各自在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中的责任；
　　（三）向职工进行道德、法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教育，对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进行帮教；
　　（四）及时调解本单位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五）协助司法机关查处发生在本单位的案件，协助公安部门监督考察在本单位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的犯罪人员，按规定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六）参加当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二十三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与有关部门、单位和家庭配合，开展职工、青少年、妇女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二十四条公民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应当及时检举揭发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不得包庇违法犯罪人员。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二十五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保证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
　　基层群众治安组织经费，除政府财政补贴以外，可以由群众自愿集资和接受社会赞助。
　　第二十六条 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牺牲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并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家属进行抚恤。
　　第二十七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负伤、致残的，由负伤致残人员所在单位或者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医疗、劳动和生活。其医疗、误工、生活补助等项费用，由查处该案件的公安部门或者司法机关责成违法犯罪行为人承担；违法犯罪行为人无力承担或者在逃的，由本人所在单位或者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解决，不足部分由县（区、市）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致残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因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负伤的公民，各医疗单位应当无条件地先行抢救。
　　第二十九条 各级国家机关对公民依法检举、揭发、制止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予以保护，对进行报复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惩处。
　　第三十条 省、设区的市、县（区、市）可以设立“见义勇为奖励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公民。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表彰和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给予立功、晋级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有功的；
　　（三）预防、制止违法犯罪和治安灾害事故有功的；
　　（四）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成绩突出的；
　　（五）疏导、调解民间纠纷，避免重大案（事）件发生，成绩显著的；
　　（六）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第三十二条 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奖惩制度，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同本部门、本单位评选先进和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直接责任人的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本辖区、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发生重大特大刑事案件、恶性事故的；
　　（二）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和司法机关提出存在的治安隐患和管理工作中的疏漏不及时治理，致使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事）件故意不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四）因防范措施不落实，制度不健全，发生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使国家、集体和公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
　　（五）拒不接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检查的。
　　第三十四条 对因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负伤的公民，医疗单位有条件抢救而故意推诿拖延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人员，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违法乱纪、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