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职权几个特性的认识

戴洪斌


　　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行使审判职权。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职权，是法治社会里重要的国家权力，它是法律生命的具体表现，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和最后一道屏障。人民法院依法开展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等各项审判工作，调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人民法院要紧跟时代发展，对行使的审判职权再认识，认真思考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履职，在树立良好形象、确立司法权威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上，作出更大贡献。

一、法院职权的内容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着国家的审判权，为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赋予和确认。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是国家根本大法对人民法院职权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具体内容。按照法律部门分，人民法院目前承担着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处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承担着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民事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还承担着行政审判和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力地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人民法院以积极的工作，切实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保护了公民权利。

二、法院职权的社会性

　　审判权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它是为解决社会上的利益纠纷而设立，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而调节。人民法院是重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以人民法院的名义行使审判权，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开展各项审判工作，办理各类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通过个案的办理，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主体行为，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对合法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给予了司法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裁决，并予强制执行，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和威慑力，这是其他国家职权没有的强制力，是保证裁判实现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社会性，是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重要特征，是人民法院开展好审判工作、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审判目的的基础。审判权的社会性特征，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但不久就得到了改善，面向社会实际开展审判工作，面向社会实际搞好审判调研，更加注重应用法学研究，以有效指导审判工作，指导审判工作有效开展。

三、法院职权的中立性

　　审判权的中立性，由人民法院职权特性决定，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基础，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待。唯有真正保持审判工作的中立性，人民法院在实际的案件办理中，才能公平适用法律，公平作出判决。不可想象，一个不信守中立的法院，人民群众怎么会给予信任，这个法院怎么能建立起真正的司法权威，这样的法院怎么会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公平正义如何得以实现。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表述。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保持中立性，宪法上、体制上多作了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立性问题，这几年已有很多论述和探索，已经牢固树立起了审判中立的理念。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一直按照中立性要求，努力排除各种不当干涉和干扰，在具体的案件办理中，努力实现着公平正义。审判中立的理念，已经内化为各级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的核心价值，也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

四、法院职权的有限性

　　法院职权的有限性，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一般来说，国家权力由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构成，在中国审判权来自于立法权并为立法权负责。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司法权在各种权力中历来是最不起眼的，只是在近现代，由于人格观念的确立，人权思想的兴起，司法权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司法权才被提高到了应有的高度和位置，也越来越为社会各界重视。即使这样，由于人民法院审判职权设置的要求，行使职权的手段和调整范围的限制，掌握社会资源有限，审判工作本身具有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要求，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仍然有限，也必须有限，法院职权有限性特点仍然突出。法院不是万能的，对社会事务绝不能大包大揽。一段时间里，法院洞开立案大门，各类社会纠纷和矛盾大量涌入，很多都转化为诉讼案件形式。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好诉现象。由于自身地位和功能上的局限，使得很多转化为诉讼案件的社会纠纷、矛盾，不能在人民法院审判环节得到有效化解和解决，客观上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也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威信。针对法院陷于缠诉、缠访这一社会难题，开展了全国性的涉诉信访化解专项活动，举全社会之力，通过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涉诉案件才得以化解和解决。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赋予法院太多的职权，这是审判机关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的。唯有更加深刻认识法院职权的有限性，才能使司法权归位，而不是越位和缺位，人民法院才能更好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加有效通过审判服务社会。

五、法院职权的宪法性

　　司法权是宪法性权力。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机构和职权的设置、运行，由宪法、法律规定和保障。宪法赋予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并付强制实施。审判权本就属于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并有强制执行力，它也是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行使的强制力后盾，保障着自身和其他国家机关职权的有效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由宪法和法律赋予，具有宪法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起这一神圣的职责，行使好这一宪法性权力。

六、法院职权的权威性

　　社会需要秩序，矛盾纠纷需要化解，社会关系需要调节，社会行为需要规范，这一切很多都是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来实现。必须确立司法权威，以推进人民法院的裁判得到切实的执行，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贯彻落实，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不可想象，法院判决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不能得到很好执行，其损害的不只是法院自身的威信，更将严重损害社会秩序、民众利益和国家的权威。近年来，社会各界更加认识到了司法权威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司法权威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司法权威不只是关涉法院一家的问题，而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各方面支持，通过内外多方用力，才能真正确立和加强。一是把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实际，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体推进人民法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彻底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影响司法权威的问题。二是强化人民法院内部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审判、执行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监督工作机制，加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完善再审制度，依法纠正错误裁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三是坚持依法纠错与维护既判力相统一。既要坚持依法纠错，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坚决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维护财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维护司法权威。四是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法官的司法能力越强，司法水平越高，就越能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权威就越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尊崇。五是进一步普及和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提高和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营造起全民尊法、守法、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社会风气。


中国古代司法程序结构是一种行政机关式的权力结构，可以称为权力结构下的司法程序。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式的司法程序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较具特殊的内容，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促使中国古代形成具有特点的法律适用机制，对判例制度的形成与运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引用先例：减少覆审驳异

清朝时，很多司法实例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司法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不同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先例引用问题。如光绪十年，奉天新民厅百姓张广财因岳父郝甸沅在张外出打工时对人谎说女儿已经和张离婚，把女儿郝氏改嫁，张广财知后怒杀岳父郝甸沅案。此案最初奉天总督审理时以擅杀罪人罪拟判，刑部在覆审时认为应按寻常人间故意杀人罪判处。于是两个司法机关——刑部与总督之间在对案件定性上出现分歧，进而影响到罪名的适用。此案案情清楚，即由女婿家穷，岳父在女婿外出打工时私自改嫁女儿引起女婿杀岳父。双方争议的是如何定性此时女婿杀岳父的性质。对张广财与岳父“义绝”（因岳父私自改嫁女儿，在当时法律上构成“义绝”，张广财与岳父之间关系解除）后杀岳父行为奉天总督认为是擅杀罪人罪，刑部认为是寻常人之间故意杀人罪。奉天总督在拟判被刑部驳回仍然坚持己见，并引用刑部以前成案作为反驳，引起刑部不满。为此，刑部指责奉天总督“置律例于不问，经臣部驳令另拟，复援引未经通行成案。固执原议，臣部仍难率覆”。若仅分析两者在案件判决中论证可证成性上的充分与否时，很难说哪个更有力。然而，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却体现出来一种权力上的关系，而不是司法机构运作上相互独立的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不同理解上的法律表达。最后，刑部对奉天总督不按自己意见改判表现强烈不满，动用了皇帝裁定权作为支持，实现自己的意志。

此案体现了清朝刑部和地方总督在司法权运作中的关系。此案刑部对奉天总督拟判异议在当时司法程序上构成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指责。此案中奉天总督在最初拟判受刑部异议驳回时，除对自己适用法律依据进行说明外就是引用刑部先前判例的案件作为说理，即引用了道光四年广西省叶茂案；嘉庆二十四年山东省李小生案；道光五年陕西省常二虎案，指出“均经部驳，改依擅杀定拟在案，似可援照办理”。当然，刑部为了说明自己异议理由正当，同样引用同治二年山西省王禾六只案，同治五年直隶省崔陈重案，同治八年四川省朱先意案，同治十年湖南省唐士甲案，光绪三年湖南省潘禾仔六案，指出“均经臣部照拟题覆，并声名潘禾仔恭逢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诏，不准援免，酌入秋审缓决办理等因，各在案，均不照擅杀定拟，与该督等所引之案亦属两歧”。整个过程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特定司法程序结构下判例是如何形成并起作用的。纵观中国古代下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州县官员在判决时引用先例多在初拟时就进行。

从清朝引用先例判决个案看，中国古代不同司法机关引用先例的功能略有不同。下级司法机关是为了减少自己拟判案件被上级覆审驳异，或判决后被当事人上控时被上级司法机关改判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上级司法机关在覆审时对判例的遵循是为了减少自己覆审时的混乱和工作量。实践证明，仅从法律上解释条文，往往会导致前后因不同时间、人员对条文理解不同而出现异判现象，进而带来整个判决的不稳定。如嘉庆二十四年，广东省陈蚬纪捉奸杀死小功堂叔案。地方总督在拟判时引用了嘉庆十六年直隶省阎昶案，刑部广东司在覆审时提出改判，但刑部通过比较所引先例情节后，支持了地方巡抚拟判，否定了刑部清吏司所驳，让案件判决在同类案件中具有相对稳定性。“该省将陈蚬纪照犯时不知依凡人论，强奸未成罪人，被本妇有服亲属登时忿激致死例拟徒，系属照例办理，并无错误。该司议驳勿论，既与例意未符，亦与本部通行及阎昶成案显有歧义，应请仍照该省所拟咨覆”。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上级和下级司法机关在各自需要下产生了对先例遵从的需求，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判例制度。

驳异改判：一种行政行为

在中国古代这种司法权力结构下，皇帝在裁决死刑和疑难案件法律适用时也会通过先例来减少自己的改判量，增加司法运行中的稳定性。清朝皇帝在裁决案件时往往让刑部及相关人员查寻相关先例，若没才会采用新判决，否则皇帝会遵循先例。如道光二年九月，江苏刘书志调戏梁三姐致她与母亲卢氏自杀案。刑部判决时提出“该省将陈友会依照但经调戏，其夫与父母属亲及本妇羞忿自尽例问拟绞候，系照例办理，并核与成案相同，应请照覆”。皇帝裁决是“即有江苏旧案，即照案办理”。有时皇帝会主动提出查找先例作为自己裁决的依据。如乾隆五十六年，吉林于进禄误伤邵登田案，乾隆皇帝裁决时批谕是“交馆查照成案核办”。为此，律例馆查找出乾隆五十二年江西省黄腾误伤黄栋死亡案和乾隆四十一年姜暖误杀胡二死亡案后，比较两个先例后提出判决意见，乾隆皇帝根据提供先例做出裁决。有时皇帝自己对案件有不同理解，但由于有先例，会优先遵循先例。如嘉庆年间，侯三听从王大等行劫钜鹿县署，审理中引用了乾隆十七年陕西省盗犯范西河等行劫?县衙署案。嘉庆皇帝在批谕中有“按例前后两条，似应俱行斩枭，但既有成案，只可照覆”。说明嘉庆皇帝对此案法律适用有自己的不同理解。

清朝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判决的驳异发回重审或改判，不是一种纯粹的司法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如乾隆四十五年江苏巡抚吴??谏罄砟吖耸媳破戎率拐煞蜃陨卑福??墒视蒙涎哺???视谩氨品蛑滤览??饨始嗪颉保?滩刻岢鍪视谩氨纫琅狗蛑馏萍步示雎桑?饨柿⒕觥薄Ｇ?』实鄄镁鍪币谰萑?俾桌碓?颍?础案局?诜颍?坛贾?诰??又?诟福??腥?佟薄Ｓ谑牵?侠鞒庠鹧哺???吞嵝贪床焖舅???衔??欠?墒视蒙系牟坏笔切姓?砦螅?皇欠?衫斫馍系牟煌?！拔??谛滩克驹比文诎炖戆讣?钗?读罚?挥υ??У保?舸耸蛊渖性冢?亟?两徊垦霞右榇ΑＶ留?疚?堂?芑悖???嘤尚滩砍錾?驹奔蚍牛?竽獯税甘в诳碜荩?馐羰欠恰Ｋ??糯?佳闲猩赈粒?⒔?送ㄚ椭??薄７治稣?霭讣?罄砉?蹋?鍪墙?昭哺Ъ疤嵝贪床焖驹诜?墒视蒙厦徊捎谩胺?啤奔又卦?颍?褪苄滩亢突实垩侠鞒庠稹Ｔ谡庵炙痉ǔ绦蚪峁瓜拢?煌?痉ɑ?刂?湓谏婕案采笥氩镁鍪被嵫≡裣壤??兴道恚?跎僖蛉??叵荡?吹慕粽牛?盟痉ň哂邢嘤ξ榷ㄐ浴⒖稍げ庑浴４酥窒窒笤谛滩恐型??嬖凇＜吻炱吣辏?颇涎哺г谏罄砘评暇啪狼园轿南榱偈毙星澜侔甘彼?匠鱿忠煲椤７治隽秸吖鄣悖?鍪嵌曰评暇判形?灾嗜隙ㄉ铣鱿植煌?斫猓??滩堪汛宋侍馓岬煤芨撸?衔?颇涎哺?恰扒???眩?肜?环?保?⒅冈鹪颇涎哺б?孟壤?形侍狻！安樵赌瓿砂福?蛔荚??日眨?酶?嵯中兄??酰?室?淳?ㄐ兄?砂福?馐粑ダ?；评暇乓环赣Ω囊婪ǎ??彦独??ā保?钗?厥獾氖切滩刻岢龆栽颇涎哺У鹊胤焦僭苯?行姓?Ψ！！安⒉槿〈砟饧拔ダ???砂父髦懊??伤屠舨坎橐椤！闭饫锇寻讣?笈兄胁煌?斫馍仙??姓?系拇砦螅??笊罄砉僭背械Ｐ姓?鹑巍Ｕ庋?岬贾孪录端痉ɑ?卦谏罄戆讣?被岣?有⌒模??敢獯由霞端痉ɑ?氐呐欣?龇ⅰ?br>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判例制度与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两者形成的权力结构不同。中国古代判例是基于一种权力结构下的必然，是一种权力下的屈从，特别体现在行政职权上的屈从。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源自一种习惯、一种非权力结构的安排。可以说，普通法系对先例的遵循是一种软性压力下的产物，中国古代对先例的遵循是一种刚性压力下的产物。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