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背景下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探析

党世强


　　纵观城市发展史，可以说没有拆迁就没有城市的发展。千百年来，城市都是在建设-拆迁-建设的循环往复中前进发展。城市建设离不开拆迁，这是城市新陈代谢的需要。房屋拆迁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的自由、限制和保护，因而众人关注，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主要体系建立起来的拆迁模式存在越来越多的诟病。《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对房屋拆迁的模式进行了全新的定位与规制。在《物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堪称法治与民权的进步。近几年来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不断，侵犯公民合法财产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而其中备受关注的对公民财产征收、征用的程序及补偿问题由于“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发生则更加凸显。本文在分析拆迁的含义及其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就现行《物权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房屋拆迁存在的立法缺陷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立法完善建议，以期对这一关系社会广大群体利益的民生问题得以走向成熟、完善。

一、 拆迁的含义及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一）拆迁的含义
　　所谓拆迁，是指拆除原有的建筑物，居民迁移到别处 。由此可见拆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房屋的拆除，二是人的迁移。在生活中存在两类拆迁情形，一类是当事人在领取建设规划许可证后，自行将原有建筑物拆除，建造新的建筑物；另一类是一方当事人领取拆迁许可证后，将另一方当事人的建筑物拆除，将另一方当事人迁移到别处并进行补偿安置。其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类拆迁不涉及补偿安置，而后一类则应对当事人进行补偿安置。我们通常所说的拆迁是指第二类拆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即《拆迁条例》中所说的拆迁也是指第二类拆迁。本文中所称拆迁，亦是指第二类拆迁。拆迁改变了房屋的所有权，拆迁的实质是征收。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屋拆迁，实质上是将该房屋征收，使其成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终止房屋的私人所有权，尔后将该房屋拆除 。
（二）关于拆迁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一直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其中最大的诟病是对于征收方式上没有区分政府征收行为与开发商的商业拆迁行为，以至于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物权法》的出台将无疑将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所确定的城镇房屋拆迁模式将得到新的审视与修正。最终使得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与开发商的商业拆迁行为得以区分并适用不同的规则与标准。前者恪守公共利益原则，后者则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如此则将有利于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及社会的和谐。
　　《物权法》中涉及房屋拆迁的有关征收或征用法律规范主要有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四条和一百四十八。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第四十四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二、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解析
　　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备受争议。传统观点认为拆迁行为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行政行为。这一观点被大多数学者和司法界人士所认同，以此为理论支撑和指导的房屋拆迁行为便为政府的单方法律行为，房屋拆迁相对人的异议权得不到相应的保障，由此而导致的其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下文中将在分析对这一行为性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力求更为准确的把握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以此指导房屋拆迁行为的相关立法及司法实务。
（一）拆迁行为的行政性
　　传统观点认为拆迁涉及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要弄清楚拆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必须分析被拆迁人和行政管理机关的关系。我们知道，拆迁人在拆迁房屋之前，首先要对建设项目报批，有偿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就是向政府交付土地出让金。拆迁人只有在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后，才能进行项目开发。但假如拆迁人不能和被拆迁人达成协议，后者不愿搬走的话，由于拆迁人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强制力，土地使用权也就变成废纸一张。所以，政府在出让土地以后，必须以其行政权保证拆迁得以顺利进行。房屋拆迁的程序是由法规、地方规章规定的，拆迁申请的内容需要政府审批，拆迁补偿的标准要由政府制定，争议的裁定由政府作出，实施作业由政府指定的单位负责，或者干脆由政府设立的公司或"拆迁办"完成。对于拒不配合的被拆迁人由行政机关如公安局等采取强制措施。整个过程都以政府的行政强制力为后盾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是，拆迁是政府转让土地的直接后果，是行政行为所追求的后果。实际上不管被拆迁人愿意不愿意，最终被拆是肯定的。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人是作为行政机关的代理人身份出现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这个不平等的、以行政法规为依据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由行政法所调整的具有行政权利义务内容的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它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使被拆迁人的应得利益得不到保障，被拆迁人的权益得不到公正、合理的对待，由此而使其成为“推土机”前的弱势群体，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只能忍气吞声。

（二）拆迁行为性质的重新定位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3 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12 号《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虽然拆迁协议离民法和合同法规定的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相去甚远，因而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民事合同。但是只有恢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法律属性，才有利于平等地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因而对于房屋拆迁的法律性质归属应定位于民事行为更为合理，更加符合公平、公正的基本法律原则。

三、《物权法》确定的拆迁模式及其意义

《物权法》立法进程中对于拆迁条款归入征收范畴的调整，既符合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本质属性，也是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根本要求和必然产物。因此，《物权法》对拆迁条款的重新定位调整实质上是体现宪法基本理念并具体实施宪法财产征收条款的重要举措，具有非常积极的宪法意义。同时，《物权法》拆迁条款的重新定位，直接为调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解决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症结揭示了制度拓展的空间，体现了《物权法》立法对社会热议的拆迁问题的及时回应。《物权法》使房屋拆迁体系趋于完善。在《物权法》实施以前，拆迁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根据国务院于2001年6月13日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足够深的法律渊源作为法律支撑，并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立法原则不相匹配，同时与《立法法》、《民法通则》等其他部门法法理上相抵触，导致了拆迁工作在行使其行政权的过程中遭遇抵触。《物权法》的出台赋予了拆迁工作新的法律意义，从法律的根源上解决了拆迁过程中法律意识形态问题，同时《物权法》也与其他部门法相配套，提高了拆迁工作的法律地位，增强了拆迁工作的合法性，使拆迁的法律体系上下一致，并行不悖。

四、《物权法》对房屋拆迁制度的设计缺陷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不明确
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公共利益的“最大特别之处，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 正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 往往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一个借口， 甚至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把企业利益说成公共利益糊弄老百姓。即当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与相对方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常以公共利益之名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而事实上，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在行政机关那里已呈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在强大的公共权力面前， 相对人变得很无奈。而且即便感到政府所宣称的“公共利益”是不正当的，相对人也因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而无法通过救济使自己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有效的补偿。他们有的忍气吞声， 有的以暴力反击， 有的采取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抗议。由此引发政府公信力下降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而实际上，公共利益是为了保证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存在的。公共利益是“反映在个人利益之中的最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是人的最强大的利益基础。”每个人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都有权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因此，人们才从理性的角度选择了公共利益，并且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选择了公共权力。从这一角度来讲， 公共利益构成了公共权力行使的道德基础和伦理基础。因此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公共利益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
《物权法》规定，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私人财产，但是并没有具体列举哪些叫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也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判定规定明确的程序。因此，目前物权法关于拆迁的内容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还是十分笼统的，需要实务中逐步完善。
1、什么是公共利益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个人的房屋或其他物权。该条确立了一个原则是物的权利人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才无条件的将物权转让给国家；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商业拆迁，物的权利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转让自己的物权。这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该法未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却是一个重要的遗憾，因为目前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难以界定，征收属于公权力而不界定公共利益就无法实现立法目的，将严重侵犯物的权利人合法利益。
2、谁来界定公共利益
《物权法》没有界定公共利益，今后的公共利益界定或者由立法部门对《物权法》进行修订或者司法部门根据《物权法》的适用情况制定司法解释。但这两种都面临一个严重的滞后性，不能有效的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比较可靠的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及案件情况及时界定公共利益了，这符合实际情况，但这需要法院具有很高的中立性，不能被任何力量干扰，公正的行使司法审查裁判权。
（二）由城市房屋拆迁原则所体现的相关立法精神很难保护动迁户的合法利益。
一部法律的制定必然有相应的法律原则作为指导，立法指导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与根本。因而关于房屋拆迁的有关法律法规，其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原则对于这部法律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原则有“符合城市规划的原则；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造的原则；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而没有保证被拆迁人合法利益得到合理补偿的原则。《物权法》中也没有涉及房屋拆迁对被拆迁人的财产平等保护原则，处处体现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忽视了立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合理的理念。

（三）法律规定的拆迁程序中过于强调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权而忽视了群众的参与权，特别是与拆迁休戚相关的被拆迁者，使得本就无力的程序更是化为乌有。
无论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是《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都没有关于被拆迁人的参与权的规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减少拆迁腐败，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扩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拆迁户的参与权。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必须走市场的道路，由中立的价格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机构应当在有政府代表、拆迁户代表的参与下，公开进行听证做出评估，而不应由少数人说了算。

五、房屋拆迁制度的立法完善建议

（一）城市房屋拆迁的公共利益标准须加以明确

就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将商业利益的开发简单地界定为不属于公共利益，似乎矫枉过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将商业开发均界定为非公共利益，必然会产生城市发展受阻，拆迁补偿难以公平进行的局面，进而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修改，除了要符合《物权法》和《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外，更需要规定什么情况属于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拆迁补偿？如果发生争议，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如何？笔者个人认为，最起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公共利益：其一，国家因修建铁路、公路、医院、学校公共娱乐场所、绿地等为全体居民利益而征收房屋的，属于为公共利益。其二，公共利益并不一定完全表现为国家利益和单一领域的利益。如果国家利益产生了损害国家的行为，或者单一领域的利益影响了更大领域的发展，不应认定为公共利益；相反，如果局部利益符合整体发展，应该认定为符合公共利益。其三，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符合城市发展，不存在重复性建设，能够为城市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国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向居民公布，并据此以符合公共利益征收。其四，公共利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居民做好事、做善事。许多公共利益的视线，对于部分个体而言，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伤害，判断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关键是是否符合公共，而只有在符合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平衡个体差异。其五，赋予法官最终确定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权利。主要赋予法官依职权在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有权确定调查对象和调查群体，并以据调查结果作出最终的判决。
这样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既保证了城市建设的需要，又保护了居民的利益；既维护了一定程度上商业开发过程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又充分保护了居民行使权力，从而制订出即符合《宪法》、《物权法》公共利益的规定，又从现实社会保证法律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切实保护拆迁期间的被拆迁人的利益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５号）


　　《江苏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３日省人民政府第７０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郑斯林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
　　　　　　　　　　　　江苏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作物种子包括粮、棉、油、麻、茶、菜、果、花卉、牧草、绿肥以及其他种用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等繁殖材料。


　　第三条　凡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种子选育、生产、推广、经营、使用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种子工作的领导，积极扶持种子事业发展，在资金、贷款、税收及物资供应上给予优惠。
　　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采用良种，要逐步实行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定期更新、更换生产用种。
　　鼓励种子科学研究，推行科研机构与生产、经营单位的联营，建立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逐步实行规模经营和集团经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工作，其设置的种子管理机构是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的执行机构。
　　各级农业部门的种子公司是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的主渠道，按计划生产种子并负责良种的供应工作。
　　各级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公司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实行职能分开。
　　种子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持有《中国种子管理员证》，佩戴《中国种子管理》胸章。


　　第六条　省农垦主管部门设立的种子管理机构，在省农业主管部门和种子管理机构的指导下，负责本系统内的种子管理工作，并受省种子管理机构的委托，负责本系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的发放和管理。

第二章　种质资源和品种选育





　　第七条　农作物种质资源属于国家财富，受国家保护。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积极从国内外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


　　第八条　种质资源的搜集、登记、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等，由省农业科研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第九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和种质材料，引进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报检手续，并在省农业主管部门或者植物检疫机构指定的场所进行隔离试种，经证明确实不带危险性病、虫、草害的，方可分散种植。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国外提供（包括交换、出售）种质资源，应当按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分类管理办法办理报批手续。


　　第十条　省、市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和农业发展要求，组织新品种选育工作，鼓励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积极采用最新研究成果和手段，加速选育农作物新品种。


　　第十一条　农作物种子新品种（亲本）和种子生产技术的保护及技术转让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　品种审定





　　第十二条　省设立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由农业主管部门、种子管理机构、农业科学院（所）、农业院校和有关单位推荐的专业人员组成。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省农业种子管理机构承担。
　　设区的市设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接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其日常工作由市农业种子管理机构承担。


　　第十三条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
　　（一）组织领导、检查监督农作物新品种中间试验，并做好国家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的有关工作；
　　（二）审定新品种，对推荐参加国家区域试验和报国家审定的品种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
　　（三）对育种、引种、良种推广等工作提出建议；
　　（四）办理审定通过的新品种（杂交种组合亲本）的命名、编号、登记、发布和证书的颁发；
　　（五）审议和修订农作物新品种中间试验和审定工作的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本市新品种比较试验，协助做好新品种中间试验工作，对推荐参加省新品种中间试验和报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对育种引种和良种推广工作提出建议；承担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委托的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工作；负责省品种委员会审定以外的小宗植物新品种的审定工作。


　　第十五条　未经审定的品种，只能用于试验，不得纳入种子生产计划。审定不合格的品种，不得发布广告进行宣传。凡未经审定或审定不合格的品种，不得推广和生产经营。


　　第十六条　凡符合报审条件和报审程序的品种，品种审定委员会必须在收到申请后的一年内完成审定工作。


　　第十七条　凡审定通过的新品种（组合），育种单位或个人应当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原种（亲本原种），供推广应用。


　　第十八条　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规定进行试验示范，未经试验示范等程序办理的不得推广生产。

第四章　种子生产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作物品种布局的要求，制定种子生产计划，并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亲本种子）的提存复壮由省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实施。亲本种子的繁殖由省、市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安排生产。
　　杂交种子制种和棉花种子由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有计划地组织国有原（良）种场、国有农场和其他种子生产基地进行专业化生产。
　　商品种子生产应当签订预约合同。


　　第二十条　生产商品种子实行《种子生产许可证》制度。
　　从事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３个月内作出决定。许可证有效期为种子一个生产周期。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种子生产。


　　第二十一条　生产商品种子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种子基地，并具备繁殖制作良种的隔离、栽培条件和脱晒、仓贮等设施；
　　（二）有熟悉种子生产技术的专业人员；
　　（三）生产种子的品种必须为审定通过的品种；
　　（四）种子生产纳入当地种子管理机构的计划。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符合生产商品种子条件的生产基地，逐步实行农作物种子专业化生产。种子基地应当按计划承担种子生产任务。
　　国有原（良）种场、国有农场是国家种子生产的重要基地，各级政府应当给予大力扶持，逐步增加投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国有原（良）种场、国有农场的土地和资产。


　　第二十三条　生产商品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交售的种子必须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等级标准。
　　国有原（良）种场、国有农场和其他种子生产基地生产种子抵顶粮食定购任务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种子经营





　　第二十四条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含亲本种子）由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组织经营，纳入省级种子管理机构计划。
　　农垦系统的种子公司可以经营自己生产的或本单位生产所需要的杂交种子。
　　农业科学院（所）、农业院校、国有原（良）种场可以经营自己选育、经审定通过的农作物杂交种子。鼓励科研机构、农业院校与种子公司联合经营。
　　农作物常规种子实行多渠道经营。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种子市场的管理，并负责组织安排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用种和余缺调剂任务。


　　第二十五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实行《种子经营许可证》制度。
　　从事农作物种子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营业执照》。种子管理机构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３个月内作出决定。未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的，不得办理《营业执照》。


　　第二十六条　经营种子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能识别和鉴定所经营种子的种类和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具有能掌握种子贮存技术的保管人员；
　　（三）具有经营种子必备的营业场所、贮藏保管设施及检验种子质量的仪器设备等；
　　（四）具有经营种子必备的自有资金，并能独立承担经济（民事）责任。
　　（五）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凡从事农作物种子经营的，应当每年到当地种子管理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分别办理验证手续。
　　经营的农作物种子质量应当达到国家或省规定的种子质量标准，并应当附有种子检验、检疫合格证书。


　　第二十八条　农作物种子的价格，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按照省物价部门会同农业部门规定的作价办法制定。其他农作物种子，由市、县级物价部门会同农业主管部门制定作价办法。
　　农业主管部门和工商、技术监督、物价、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作物种子经营的监督和检查。
　　农民购买、使用商品种子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也可以提请仲裁或者诉讼。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证种子基地的种子收购，凡列入种子生产计划的生产单位和个人要履行合同。种子经营单位要按合同收购，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到种子生产基地抢购、套购种子。


　　第三十条　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调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运输和邮寄应当有检验、检疫合格证书。
　　调运出省的种子，应当向省级种子管理机构办理准运证明。本省境内商品种子的流通无须办理准运手续。

第六章　种子的检验和检疫





　　第三十一条　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的种子检验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种子质量检验、监督工作；植物检疫机构负责种子病虫的检疫工作。


　　第三十二条　各级种子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格，经省农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发给《种子检验员证》。
　　生产、经营单位的自检检验员由设区的市农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培训，省统一考核，合格者发给《种子检验员证》，负责本单位的检验工作。
　　《种子质量合格证》由各级种子检验机构持有《种子检验员证》的检验人员签发，并加盖种子检验专用章。
　　种子检验机构也可以委托具备检验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检验，受委托单位应当配备具有《种子检验员证》的检验员，保证检验种子的质量。


　　第三十三条　凡生产、经营和贮备的种子必须进行检验，商品种子应附有《种子质量合格证》。自产自用的种子质量不得低于国标二级。


　　第三十四条　对国营、集体、个人生产、经营的种子，各级种子检验机构有权进行监督检验。检验时应当持有种子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及《种子检验员证》，佩戴《种子检验》胸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其执行公务。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原检验机构申请复检，也可以向上一级种子检验机构申请复检，上一级种子检验机构应当予以受理。


　　第三十五条　为保护农业生产、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蔓延，凡从事种子选育、生产、经营和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植物检疫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七章　种子储备　加工





　　第三十六条　建立种子储备制度、实行分级储备分级负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自然灾害发生规律，确定年度储备品种和数量，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财政部门可以给予适当的贷款贴息和政策性亏损补贴。


　　第三十七条　种子贮备应当分品种入库，定期检验。动用储备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八条　种子公司、国有原（良）种场和国有农场应当配备种子仓储、晾晒、烘干、加工等机械设施，并配备专职种子贮藏保管员，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监测手段，创造良好的种子贮存条件，改善仓库经营管理。


　　第三十九条　鼓励对种子系列化加工及种子包衣、包装技术的研制和推广。
　　农作物商品种子要推行标准化包装。销售种子的包装物上应当标明农作物种类、品种名称、等级、产地、生产日期、经营单位等。包装种子的质量、数量等必须与包装标识一致。

第八章　奖励和惩罚





　　第四十条　有下列先进事迹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发展种子科学理论、改进与提高育种技术，以及新品种选育、中间试验和品种资源的搜集鉴定、保存、研究、利用等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二）在普及、推广良种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三）在检验、检疫、生产、经营、贮藏、加工种子等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四）在研制或改进种子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包装和检测等技术和设备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五）认真贯彻执行种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种子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向国（境）外提供或引进种质资源的，由农业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追回种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经营推广未经审定或审定未通过品种种子的，由农业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经营种子及违法所得。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由经营者赔偿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四十三条　未按规定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从事种子生产的，由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未按规定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经营种子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经营。
　　对前款行为，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内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农业主管部门有权制止其经营活动，扣押种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物价、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五条　凡到种子基地哄抬种子价格、抢购种子的，由物价部门会同农业主管部门依照《江苏省价格管理监督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六条　对未经审定的品种进行广告宣传或违反《广告法》发布种子虚假广告、侵犯种子使用者合法权益的，依照《广告法》有关的条款处罚。


　　第四十七条　在区域试验、示范、审定和种子生产、检验、检疫、推广、储运、管理等工作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对无理干涉阻碍种子管理和检疫、检验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中所涉及的有关证书应当经省物价局、财政厅核定工本费。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直接损失是指购种费；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因使用种子造成该农作物产量与前三年平均产量相比减产的损失部分。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