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关系

郝鑫


　　众所周知，现代法治国家，就民事诉讼而言，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裁判的最终作出，均须以证据作为基础，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之事实。与此同时，又因民事诉讼之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故其维护私权之意旨亦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皆应由当事人来自行负担且应直接与诉讼结果相关联。此乃被誉为“民事诉讼脊梁”——举证责任的精义之所在。从世界范围考察，采绝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固然如此，就连采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我国，由于自建国初期即全面师承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立法，并将其奉为完美无缺之范式，故而逐步形成了带有浓重苏化色彩的民事诉讼模式。此种模式最为突出的表征体现为：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之外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且能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当事人之举证反倒成了法院依照其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辅助手段，诉讼的最终结果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就与当事人之举证全然无涉。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试行）》），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了此种基本上由法院包揽证据之调查收集的民事诉讼格局。该法第56条第1款虽然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紧接着却在该条第2款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两款之间自相矛盾的逻辑关系以及第1款中当事人之举证行为与诉讼结果的完全脱钩，直接造成了当事人对其举证责任的敷衍塞责甚至完全放弃，并使视查明案件事实为己任的人民法院由此背上了全面调查取证的沉重包袱。严重失调的诉讼格局和低下的诉讼效率对于他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来讲，均已成为苦不堪言的重负。

　　由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上述瑕疵导致审判实践中滋生出诸多难以在既有立法状况下加以克服的弊端，更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之内在动因的有力驱使，《民事诉讼法（试行）》关于人民法院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终于被1991年正式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只能有限度地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所取代。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前述规定所反映的立法意旨以及条文本身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无疑是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以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为补充的证据收集范式。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有调查取证之职责。由此看来，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相比较而言，这似乎不失为已有较大改良故而较为理想且相对适应国情的一种证据收集范式，然而明眼人仍可轻而易举地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所规定的当事人应负之举证责任仍旧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层面上，仍旧与诉讼结果的应有制约相互分离，加之该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语义上的含混模糊和后一句式对适用情形的概括无度，无异于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拥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观之，在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实际上并未形成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的适用畛域。此种立法现状，直接致使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收集活动紊乱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其主要表现是，要么在证据的收集上出现当事人与人民法院均拒绝涉足的“真空地带”，从而致使相当一部分案件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梗阻”状态，要么是人民法院近乎武断地基于所谓审理案件的“需要”而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大包大揽，从而使当事人之举证名存实亡，而这种大包大揽的背后，通常都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枉法裁判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是不争之事实。此种状况的客观存在虽然尚不足以表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证据收集范式就是《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原有规定的简单复归，但若要说二者之间存在多大的实质性差异显然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溢美之辞。关于这一点，始于数年以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将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作为突破口，便为人人皆知之明证。

　　我们认为，无论目前审判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于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是如何进行“探索性”操作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快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二者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的界分，显然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与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点，任何试图完善民事审判方式之举措均将是劳而无功，甚至有可能是适得其反。而要廓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则不能不以深入地剖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制度性瑕疵作为切入点。

　　然而，在这一事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败与否的重大问题上，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专就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探究的学术论文很少，更表现为在为数不多的因论述举证责任等问题而涉及到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文章中，对此问题的诠解也大抵皆为歌功颂德式的正面铺陈而少有理智批判的佳论。因而，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并未能够在理论上得到真正的解决。为此，我们不揣冒昧，拟从另外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对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粗浅的梳理，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可以得知，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在遇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时，方可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其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其二，人民法院认为因审理案件而需要调查收集某些证据。这两种特殊情况亦即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定前提条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适用畛域划定了“楚河汉界”，然而这两条“楚河汉界”却因为立法上的含糊其辞或曰语焉不详而在实际上变得不可捉摸，难以在审判实践中加以精确的把握。具体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显然就存在一个人民法院如何对造成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所谓“客观原因”进行正确识别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所谓客观原因，乃是相对于主观原因而言的，而主观原因大抵是指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由此可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实际上是一种客观上的举证不能，其中并不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如若某一项或某几项证据是由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同样不能也无权去主动调查收集。道理固然简单，然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上述情况的认定则显然会因其对所谓“客观原因”的理解不同而结果迥异。其实，第一种情况中所存在的标准含糊之立法瑕疵在第二种情况那里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想见，人民法院仅仅凭藉“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这一具有无限弹性，语义极为含糊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法官的个人情感、生活经验、认知能力以及业务水平，往往也就成了划定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大小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完全可以说，有多少个法官，就会产生多少个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实施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法官“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或许是出于消弭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上的含混不清并借以克服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所生成的种种弊端之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3条对立法规定作了相应的补充性解释。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撇开因司法解释本身所固有的刚性不足之弱点故而难以完全弥补立法上的缺漏不谈，单就其内容而言，其实亦远未能够做到对立法上的模糊规定作出富于操作性的精巧设计。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对该项司法解释作更进一步的探究。《适用意见》第7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综观该项司法解释，若就其中所含之适用情形的数目而言，确实要较立法上的列举为多，故而似乎已有改良，然而究其实际内容，除去第(3)项之外，其余诸项所涵括的内容与立法上之规定其实并无二致，不过是对立法规定的如实“复印”而已。具体来讲，其中第(1)项显然只是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所做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机械移植，而第(2)项、第(4)项则因均含有“人民法院认为”这一弹性十足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的字眼而在实际上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之后一句式的内涵如出一辙，亦无任何新意。就第(2)、第(4)两项的彼此关系来讲，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之徒具象征意义的“例证”而已。至于《适用意见》第73条第(3)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之规定，虽然具有“扩充”立法规定之相对独立内涵，但将其列举为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第三种情形，显然是直接有违举证责任原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旦出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这种状况，即表明此案件陷入了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所要做的就是也只能是适用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也即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去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事实上，即便是人民法院置举证责任机制于不顾而去越俎代庖地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也未必就能及时收集到足以打破因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而使案情隐入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状态所需要的证据。基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制，人民法院到头来往往还得依照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

　　正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前提条件上缺少内涵明晰、易于操作的精确标准，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能封堵住这一明显的立法罅漏，故而使得人民法院在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方面实际上拥有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种种弊端：

　　首先，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由于其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单一层面上，并没有与诉讼结果直接挂钩，加之其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间的界域不清，故而常常使得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自行收集证据的问题上产生懈怠心理，甚至当他们面对那些原本未必难以逾越的取证障碍时，也会借口出现了使他们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客观原因”而不加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举证努力，一味依赖人民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收集。而人民法院对自己在主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积极行使”，无疑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懈怠心理。与此同时，与以上所述形成鲜明对照的另外一种情形则表现为，人民法院往往又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对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为由，对主动调查收集证据采取一种敷衍塞责的推诿态度。应当承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已规定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主动调查取证之职责，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适用范围乃是一个弹性极大的空间，故其应否调查取证实际上完全任由案件的承办法官自由取舍。事实上，他们也常常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种种堂而皇之且“体面”、“合法”的理由来为自己拒不调查收集证据的失职行为加以开脱。显而易见的是，发轫于审判实践中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又或多或少地强化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怠于查证的旧有“情结”。从诉讼理论上讲，虽然证据完全由当事人来提供无疑十分契合举证责任的内在机理，但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当事人举证之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人民法院为人民”之传统社会心理的巨大拒斥作用，因此立即取消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的查证职责而完全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显然是难以切合实际的。由此观之，发生于审判实践中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对其查证职责的怠于履行，不仅会给相当一部分案件造成认定事实上的根据缺失和裁判障碍，而且也是一种严重失职的违法行为，必须加以纠正。

　　其次，与上已述及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查证问题上的“作壁上观”截然相左的是，也有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往往凭藉其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随心所欲地“调查收集证据”。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形态之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法院及其法官毫无顾忌地公然站在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而置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于不顾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的此类行为往往都被披上了“审理案件的需要”之合法外衣，故而常常使得由此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方当事人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之合理性尚不如《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2款，因为后者毕竟强调了人民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时要恪守“依法”、“全面”、“客观”之原则而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再次，从根本上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直接违背了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依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来完成。也就是说，在开庭审理之前，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各种诉讼材料（当然包括证据材料）进行详细的兼具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双重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需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需要调查收集哪些证据。显而易见，如此一来，人民法院便在案件正式开庭审理之前事实上就已经对案件进行了书面审理并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基本案情的先验性认识，其所谓的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用以加强此前业已形成的案情结论的“理想手段”。既然人民法院早在开庭审理之前即已经对案情有了先入为主的认识，那么，其后所进行的开庭审理等诸项程式统统不过是例行公事地走走过场而已。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诉讼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消解与制约审判权之滥用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实体结果公正之功能被消蚀得荡然无存，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自然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最后，人民法院对诉讼证据的主动调查收集直接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严重扭曲了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众所周知，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诉讼指挥权，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并居中裁判，双方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各执一端而形成攻守关系，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架构之内，民事诉讼直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本证与反证之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而法院判决的作出亦完全取决于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由于人民法院主动“客串”了当事人之角色，故而使得原本只应有本证与反证这两方之间的直接较量异变成为本证、反证及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的三方混战，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对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审判权与诉权之间的良性运作样式也因此而发生了严重的恶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层面考量，人民法院皆不应有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职权，然而囿于我国目前之国情，完全摒弃人民法院之调查取证（我们在此未用“主动”二字，有无“主动”二字，其所蕴含的意旨则有霄壤之别），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抵牾并借此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我们认为，可以因循以下思路来完成这一任务：

　　首先，改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则为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决定之范式。也就是说，当事人之申请，乃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之先决条件。若无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则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当然，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所提出之申请进行审查，以便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的申请。

　　其次，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之具体条件。在此类条件的设定上，应当尽可能地做到语义清晰，内涵明了，外延周全，便于操作。

　　再次，建立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并使举证责任的履行与否与案件、的裁判结果直接挂钩，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的举证热情。

　　最后，建立健全的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当事人能够通过一切正当的途径与合法的手段及时收集到用以证明其所提主张的相应证据。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6年11月25日，中国农业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各计划单列市分行：
现将《中国农业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并将此办法转发辖属分支行。《关于下发〈中国农业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农银发〔1994〕69号）同时废止。

附：中国农业银行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行结售汇业务的管理，更好地执行人民银行《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结合我行结售汇业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批准可办理国际结算业务的分支行。
第三条 上述分支行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结汇、售汇、付汇及进口付汇核销业务。

第二章 经常项目下的结汇
第四条 境内机构收入的下列外汇均应办理结汇：
一、出口或先支后收转口货物及其他交易行为收入的外汇；
二、境外贷款项下国际招标中标收入的外汇；
三、海关监管下境内经营免税商品收入的外汇；
四、交通运输（包括各种运输方式）及港口（含空港）、邮电（不包括国际汇兑款）、广告、咨询、展览、寄售、维修等行业及各类代理业务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收入的外汇；
五、行政、司法机关收入的各项外汇规费、罚没款等；
六、土地使用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转让收入的外汇，但上述无形资产属于个人所有的，可不结汇；
七、境外投资企业汇回的外汇利润、对外经援项下收回的外汇和境外资产的外汇收入；
八、对外索赔收入的外汇、退回的外汇保证金等；
九、出租房地产和其他外汇资产收入的外汇；
十、保险机构受理外汇保险所得的外汇收入；
十一、取得《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的净收入；
十二、国外捐赠、资助及援助收入的外汇；
十三、除外商投资企业外，向境外发售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收入的外汇；
十四、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应当结汇的外汇。
第五条 境内机构（除外商投资企业）的下列外汇，可经外汇局批准后，在我行开立外汇帐户，定期进行结汇：
一、经营境外承包工程、向境外提供劳务、技术合作及其他服务业务的公司在上述项目进行过程中收到的业务往来外汇，净收入按年结汇；
二、保险机构受理外汇保险，须向境外分保及尚未结算的保费，净收入按年结汇；
三、一类旅行社收取国外旅游机构预付的外汇不超过上年收汇总额3％（由外汇局核定数额）可存入其暂收待付帐户，其余的外汇均结汇；
四、从事代理对外或者境外业务的机构代收代付的外汇，净收入按季结汇；
五、除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其他暂收待付或者暂收待结项下的外汇，净收入按季结汇。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项目下外汇收入可在外汇管理局核定的最高金额以内保留外汇，超出部分我行暂时入帐，同时通知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结汇，或通过外汇调剂中心卖出。
第七条 境内机构的贸易出口收汇按以下办法结汇或入帐：
一、以跟单信用证／保函和跟单托收方式结算的出口收汇，凭合同及上述结算方式规定的有效商业单据和出口单位提供的出口收汇核销单编号办理结汇或入帐；
二、以汇款方式结算的出口收汇，凭正本出口收汇核销单办理结汇或入帐；
三、出口项下预收货款凭未加盖海关“验讫”章的正本出口收汇核销单结汇或入帐；
四、出口押汇结汇，比照信用证项上结汇办法办理；
五、出口信用保险和其他出口货物保险所得的理赔款，凭出口收汇核销单结汇或入帐；
六、对于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收汇，我行应将原币划入银行暂收专户，在自收汇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通知收汇单位提供凭证，以便办理结汇或入帐。
第八条 对于境内机构从事非贸易活动收取的外币现钞，我行凭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结汇；对于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收取的现钞，凭合同、发票、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收汇核销单、海关签章的入境申报单正本办理结汇。超过等值1万美元的现钞结汇，应办理结汇登记并按季向外汇管理局报送报表。
第九条 国外捐赠、资助及援助收入的外汇，除合同规定用于境外支付，并经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予保留的以外，均办理结汇。
第十条 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境外法人、驻华机构、居民个人及来华人员的外汇，可不办理结汇。
第十一条 境内机构出口押汇款项和中资企业借入的国际商业贷款不予结汇。
第十二条 境内机构下列范围内的外汇，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办理结汇：
一、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
二、境外借款及发行外币债券、股票取得的外汇；
三、经外汇局批准的其他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收入。

第三章 经常项目下的售汇及付汇
第十三条 境内机构下列贸易及非贸易经营性用汇，持下列有关有效商业单据和有效凭证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
一、用跟单信用证／保函方式结算的贸易进口，在开证时，凭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开证申请书购汇；在付汇时购汇，还应提供该结算方式要求的有效商业单据。
二、用跟单托收方式结算的贸易进口，凭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进口付汇通知书及该结算方式要求的有效商业单据办理售汇。
三、用汇款方式结算的贸易进口，凭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发票、正本进口货物报关单、正本运输单据。若提单上的“提货人”和报关单上的“经营单位”与进口合同中列明的买方名称不一致，还应提供两者间的代理协议。若不能提供正本报关单的，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办理。
四、进口项下的预付货款，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15％或不超过等值10万美元的，凭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办理，超过上述比例或金额的，凭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办理。
五、上述一至四项下进口，实行进口配额管理或者特定产品进口管理的货物，还应提供有关部门签发的许可证或进口证明，实行自动登记制的货物进口，应提供登记表格。
六、进口项下的尾款，审核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验货合格证明。
七、出口项下不超过合同总金额2％的暗佣和5％的明佣，或不超过等值1万美元的佣金，凭出口合同或佣金协议、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超出上述规定的，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办理。
八、出口项下对外退赔外汇，凭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理赔协议和外汇管理局出具的“已冲减出口收汇核销证明”。
九、进出口项下的运输费、保险费，凭进口或出口合同、正本运输费收据和保险费收据。
十、进出口项下的资料费、技术费、信息费等从属费用，凭进口或出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或出口收汇核销单、发票或收费单据及进口或出口单位负责人签字的说明书。
十一、先支后收转口贸易项下的外汇支付，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办理。
十二、从保税区购买商品及购买国外入境展览展品的用汇，视同进口项下用汇。
十三、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的进口，赁进口合同或协议。
十四、境外承包工程所需的投标保证金，凭投标文件；履约保证金及垫付工程款项，凭合同办理。
十五、捐赠进口项下、易货贸易项下、来料加工项下的购汇或对外支付，以及贸易项下购汇企业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办理。
第十四条 下列贸易及非贸易经营性对外支付，凭客户提供的支付清单先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事后核查：
一、经国务院批准的免税品公司按照规定范围经营免税商品的进口支付；
二、民航、海运、铁道部门（机构）支付境外国际联运费、设备维修费、站场港口使用费、燃料供应费、保险费、非融资性租赁费及其他服务费用；
三、民航、海运、铁道部门（机构）支付国际营运人员伙食、津贴补助；
四、邮电部门支付国际邮政、电信业务费用。
第十五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财政预算内的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按照《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境内机构财政预算外的下列非经营性用汇，凭下列正本有效凭证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
一、在境外举办展览、招商、培训及拍摄影视片等用汇，凭合同、境外机构的支付通知书及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二、对外宣传费、对外援助费、对外捐赠外汇、国际组织会费、参加国际会议的注册费、报名费，凭主管部门的批件及有关函件；
三、在境外设立代表处或者办事机构的开办费和年度预算经费，凭主管部门批准设立机构的批件和经费预算书；
四、国家教委国外考试协调机构支付境外的考试费，凭对外合同及国外考试机构的帐单或结算通知书；
五、在境外办理商标、版权注册、申请专利和法律、咨询服务等所需费用，凭合同和发票；
六、因公出国费用，凭国家授权部门的出国任务批件；
七、除上述六项以外的非经营性用汇，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办理。
第十七条 境内机构偿还境内金融机构自营外汇贷款本息，凭《外汇（转）贷款登记证》、借贷合同及债权机构还本付息通知单，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者利润、红利的汇出，凭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书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企业中外籍、华侨、港澳台职工纳税后的正当收益，凭证明材料在我行兑付。
第十九条 按规定以外币支付的股息，凭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书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
第二十条 居民个人因私兑换外汇以及驻华机构、来华人员人民币收入的兑付，国家外汇管理局授权由中国银行办理，我行暂不办理此项业务。临时来华人员凭本人护照、原兑换水单（有效期6个月），可在我行兑回外汇。
第二十一条 对于超过等值1万美元的现钞提取，须凭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办理。
第二十二条 不在当地注册的境内机构需在我行购汇的，须凭注册所在地外汇管理局核准件办理。
第二十三条 所有付汇应在有关结算方式或合同规定的日期办理，不得提前对外付款；需提前偿还境外债务本息的，应凭外汇管理局批准件办理。
第二十四条 从外汇帐户对外支付的，我行应根据规定的帐户收支范围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再办理支付。

第四章 资本项目下的结汇、售汇与付汇
第二十五条 境内机构偿还外债本息，对外担保履约用汇，境外投资资金的汇出，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需以外汇投入的注册资金，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本金的增加、转让等，均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在我行兑付。
第二十六条 在我行开有外汇帐户的境内机构其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应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下列范围内的外汇，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结汇：
（一）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
（二）境外借款及发行外币债券、股票取得的外汇；
（三）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
除出口押汇外的国内外汇贷款和中资企业借入的国际商业贷款不得结汇。
二、向境外出售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收入的外汇，除本规定第六条限定的数额外，应在我行结汇。
第二十七条 在我行开有外汇帐户的境内机构偿还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贷款本金，持《外汇（转）贷款登记证》、借贷合同及债权机构的还本通知单，我行可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者给予兑付。
第二十八条 在我行开有外汇帐户的境内机构资本项目下的下列用汇，持所列有效凭证向外汇管理局申请，我行凭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给予兑付：
一、偿还外债本金，持《外债登记证》、借贷合同及债权机构还本通知单；
二、对外担保履约用汇，持担保合同、外汇管理局核发的《外汇担保登记证》及境外机构支付通知；
三、境外投资资金的汇出，持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投资合同；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经批准需以外汇投入的注册资金，持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合同。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本金的增加、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持董事会决议，经外汇管理局核准后，我行可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给予售汇。
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在境内投资及外方所得利润在境内增资或者再投资，我行须凭外汇管理局核准件方可办理。

第五章 进口售付汇核销
第三十条 凡以售汇或从外汇帐户支付方式在我行办理有关商品的货款、预付款、尾款、资料费等对外支付的客户，均应在我行办理售付汇核销。
第三十一条 除预付货款外的售付汇，进口单位在购付汇时有报关单的，同时办理核销；在购付汇时没有报关单的，在30个工作日内办理核销。预付货款项下的售付汇，待合同余款办理售付汇时，一并核销。
第三十二条 无形贸易进口项下的资料费、技术费、信息费等的进口售付汇，我行凭进口核销单、进口合同、发票、进口单位负责人签字的情况说明及其他有关商业单据办理核销手续。
第三十三条 转口贸易项下的进口售付汇，我行凭转口后所得外汇的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以及有关情况说明办理核销手续。转口后所得外汇的结汇或收帐金额须大于原售付汇金额。
第三十四条 除上述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外，其他进口核销单项下的进口售付汇，我行均须凭正本进口货物报关单办理核销。报关单上货物金额、品名、经营单位必须与核销单一致。对于有疑点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和一次售付汇金额超过50万美元的，须向报关单的签发海关进行核对。
对于分笔付汇一次到货报关的，报关单的货物金额应等于所有核销单的付汇总额。
对于一次付汇分批到货报关的，则所有报关单上的货物金额之和应等于核销单上的付汇金额。
第三十五条 部分到货或部分退货的，我行凭退回外汇的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有关情况说明及相应的报关单办理核销。
因故不能到货的，我行凭退回外汇的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及情况说明办理核销。
第三十六条 我行应对逾期未核销的进口单位进行催办，对仍不办理核销的按月报送外汇管理局。

第六章 结汇、售汇及付汇业务的管理
第三十七条 我行可在外汇部门批准后，按规定为有远期支付合同或偿债协议的用汇单位办理人民币与外币的远期买卖及其他保值业务，以避免汇率风险。
第三十八条 各级行按照每日总行公布的外汇／人民币牌价办理结售汇业务，金额为1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结售汇可在总行公布的买卖价格幅度内与客户面议。
第三十九条 易货贸易项下进口，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我行不得给予售汇或从外汇帐户中支付。
第四十条 各分行应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制定相应的售汇审批授权额度，业务经办人员、结算部经理、总经理分级授权，各分行应为辖属分支行制定相应的额度。
第四十一条 各级行应建立结售汇内部监管制度，遇有结售汇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外汇管理局当地分支局及总行报告。
第四十二条 各级行应根据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及总行的规定及时上报各项业务报表。
第四十三条 各级行应将办理上述各项业务的有关单证建立档案并妥善保管，档案保存期5年。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如与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有出入，以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规定为准。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总行国际业务部负责解释、修改。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农银发〔1994〕69号文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