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李长健 * 张锋**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本文发表于《经济师》2006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张 锋，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摘 要：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监管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的背景，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性监管模式。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第三部门 综合性监管模式
Abstract: Food’s safety is a very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 Every country take great attention to Food’s safety supervising, We may construct a synthetical supervising pattern under government dominant, from considering the government Food’s safety supervising, and at the base of government dominant society.
Key word: Food’s safety N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ynthetical supervising pattern
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可持续化发展呢？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我们不得不追问和反思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反思
（一）、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完全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是我国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市场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所以在食品安全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
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食品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公众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食品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食品安全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第三，政府监管的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监管。因为食品安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形成庞大的官僚组织，直接增加政府监管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1]
（二）私权利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
私权利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可以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其中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并且其他私权利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反思消费者监管模式。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强相关”，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力量；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降低社会成本；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第三部门的监管成本。
虽私权利主体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一些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是成本高昂，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消费者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很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都论证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合理重构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权力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监管
通过对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和私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监管导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监管缺乏多元性、公开性、互动性、参与性和开放性。为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可以将视角转向社会权力领域，引入社会的力量、资源和组织，而第三部门契合了社会权力融入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2]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也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虽然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但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这也是独立性的要求和表现，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第三部门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众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
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食品安全监管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融入，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整个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
（二）、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我们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力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反思，引入社会权力、力量、资源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社会权力能有效得平衡政府、受监管主体、私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克服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并且长期形成了“大政府”和“小社会”、“强政府”和“弱社会”的局面，所以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必须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尤其是我国目前是社会转型期和政府转轨期，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并存，若离开政府的主导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是难以想象的，也难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系可以实现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性正相关”。
1、政府强化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食品企业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执法上的混乱；第三，组建政府监管的综合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且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横向监管机构，以中立者的身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保持均衡，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实现监管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它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它们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违法责任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处罚，对受监管主体以经济、能力、商誉处罚，增加受监管主体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3]
2、政府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和支持。
第一，政府应通过立法确定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第三部门主体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并且我国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部门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给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4]第二，政府培育体系完整的第三部门组织。第三部门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实现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第三，政府建立综合性监管网络，综合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第三部门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起诉监督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
3、政府确保消费者的权利，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
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第三部门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最终落实到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5]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更有的效的监管。减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标准，使消费者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政府要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减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
参考文献：
[1]杨龙,王骚.政府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2]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译，商务印书馆，1982.
[4]李长建,张锋.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J].重庆社会科学，2006（3）
[5] ]李长健、陈占江.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5,（16）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退耕还林（草）试点粮食供应暂行办法和试点资金报账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人民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陕西省退耕还林（草）试点粮食供应暂行办法》和《陕西省退耕还林（草）试点资金报账制暂行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陕西省退耕还林（草）试点粮食供应暂行办法
为了认真搞好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食供应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4号）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局、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印发的《关于以粮代赈、退耕还林（草）的粮食供应暂行办
法》（计粮办〔2000〕241号），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基本原则
（1）全省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食的供应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并组织实施。
（2）以国家林业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开展2000年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林计发〔2000〕111号）为依据，按照省政府确定的年度退耕还林（草）计划及检查验收结果，及时有效地组织好所需粮食的供应。
（3）保证粮食数量、质量，并及时兑付到农户，努力降低运作成本。
第二条 粮食供应标准、价格和期限
符合退耕还林还草标准，并验收合格的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执行国家补助标准。
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食出库价格按照国家确定的标准执行，由此而造成粮食企业的亏损申报国家予以解决。
粮食和现金的补助年限，先按经济林补5年，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到期后可根据农民实际收入情况，需要补多少年再继续补多少年。
第三条 粮源安排
粮源按就地就近原则统筹安排解决。具体由省粮食局会同省财政厅、农发行提出粮食出库计划，报经省政府批准后，由粮食部门组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所需的补助粮食动用省级储备粮、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商品周转粮，必要时申请动用中央储备粮。
第四条 粮食质量与品种
粮食供应品种为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收购范围内的粮食。粗细粮搭配供应，按各50％的比例控制。搭配供应比例为：汉中、安康两地市小麦20％，稻谷30％，玉米50％，其他地市为小麦和玉米各50％。
供应的粮食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不准将未经检验或检验不符合标准的粮食供应给退耕区农民，严禁将陈化粮供给农民。
第五条 组织实施
（一）全省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食的发放工作由省粮食局负责并组织实施，具体业务由各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承担。
（二）向退耕还林还草户无偿提供补助粮食，要依据农户退耕面积和还林还草的实际成效综合确定。当年退耕还林还草成活率达到规定标准的，原则上兑付一半，保存率达到标准并不复垦的，按规定全部予以兑付。
（三）粮食部门要依据各级林业部门提供的退耕还林还草检查验收结果通知单（卡）（如属退耕还草的，由农业部门提供，林业部门汇总，下同），按照补助标准向退耕还林还草户兑付粮食。具体程序是：
1、省粮食部门根据省林业部门提供的分地市检查验收结果通知单和国家规定的粮食补助标准，确定并下达各地市粮食补助的数量。
2、地市粮食部门根据地市林业部门提供的分县区检查验收结果通知单确定并下达各县市区粮食补助的数量。
3、县区粮食部门根据县林业部门提供的分乡镇检查验收结果通知单确定并下达各乡镇粮食补助的数量。
4、乡镇人民政府将县林业（农牧）部门提供的检查验收结果通知单和下达到乡镇的粮食补助的数量分解到村，并组织各村填写由林业部门统一制作的《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登记卡》和分村到户《退耕还林还草合格面积及粮食补助数量明细表》，表、卡必须相符。明细表要张榜公布，同
时提供给粮食部门设置的供粮点，抄报县粮食、林业（农牧）部门备案。
5、粮食供应点根据乡镇政府的分村到户《退耕还林还草合格面积及粮食补助数量明细表》和《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登记卡》向农户发放粮食。粮食供应点发放粮食时须在《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登记卡》上加盖单位印章并由经手人签名，农户户主须在《退耕还林还草合格面积及粮食补助数
量明细表》上签字。
上述表、卡由省林业厅、粮食局统一印制。
（四）粮食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收购网点，本着就地就近，减少环节，保证质量，品种对路，价格合理，降低费用，加强服务的原则，采取计划安排或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招标等办法，保质、保量按时供应到户。对没有收购网点的乡镇，可增设临时供应粮点，以方便农民领取粮食。供
应时间为当年的11－12月和下一年的5－6月。
第六条 粮款结算
退耕还林还草供应粮食的粮款结算实行报账制。按照规定的供应期限，第一次结算截止时间为12月底，第二次结算截止时间为下一年7月底。每阶段粮食供应结束后，各级粮食部门负责统计粮食的出库数量、品种和库点单位，并经同级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审核后，于次年1月2
0日、次年8月20日前逐级上报至省粮食局，经省粮食局、财政厅、农发行联合审核无误后，由省财政厅于次年1月和次年8月底前将粮款直接拨付到县财政，再由县财政直拨到各供粮企业。
粮食调运费用由地方财政部门按粮权隶属关系分级负担。即动用库存商品周转粮发生的调拨费用由地县财政负担；动用中、省储备粮发生的调拨费用由省财政负担。具体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粮食局等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七条 加强领导，搞好协调
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食的供应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并指定一名政府领导同志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定期检查。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合作，切实搞好退耕还林还草农户补助粮食的供应工作，使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落实到位，有效地保护农户退耕还林
还草的积极性。要加强内部监督，健全管理制度，堵塞各种漏洞，确保粮食供应工作及时到位。省山川秀美办公室要加强检查落实，及时组织粮食、计划、财政、林业、农业、审计等有关部门在供粮期间和供粮结束之后进行检查，对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挪用挤占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批示精神和朱■基总理提出的“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综合措施，搞好我省退耕还林（草）工作，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4号）和国家林业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2000年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林计发〔2000〕111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报账制的退耕还林（草）资金包括：中、省给退耕户每亩退耕地年补贴的20元管护费；中、省给退耕户按退耕还林（草）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面积每亩补助的50元种苗费；地、县自筹资金和其他明确用于退耕还林（草）的资金也应纳入报账制管理。粮食补助折价
款及运费报账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条 凡使用退耕还林（草）资金的单位必须在统一规定的专业银行设立专用账户，专人负责，实行专户专帐管理。
第四条 退耕还林（草）资金报账的依据是省上批准下达的退耕还林（草）项目实施计划，报账制工作由县级政府财政、林业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资金报账的程序
第五条 退耕还林（草）资金实行报账制的程序是按照资金随项目走、分级管理、分级报账的原则进行核账。退耕还林（草）项目工程启动时，按照省上下达的退耕还林（草）计划，省林业主管部门预拨当年国家计划种苗基地建设资金的60％、补助种苗费的50％作为启动周转资金
，给县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以备有关建设单位和向退耕户提供林木（草）种子、苗木的林业、农业单位报账之用。剩余资金，根据向退耕户提供林木（草）种子和苗木的质量、数量和苗圃建设进展情况，采用报账制拨付。
第六条 中、省给退耕户按退耕还林（草）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面积每亩补助的50元种苗费和每亩退耕还林（草）地每年补贴的20元现金补助资金，分别在县级林业、财政部门报账。省、地市、县、乡镇人民政府依据逐级认定的退耕还林（草）检查验收结果和核报的补助资金
，按照原来检查验收时各村组填写的《退耕还林（草）农户登记卡》及分村到户的《退耕还林（草）合格面积及资金补助数量明细表》向农户发放种苗费和现金补助资金。县级以下单位均为报销单位，不设立专户，也不直接办理退耕还林（草）专项资金支出。
补助资金下达、发放的金额、时间，与粮食下达和发放同时进行。

第三章 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第七条 退耕还林（草）资金报账核拨必须坚持资金拨付以各项工程计划为依据；坚持各项工程检查验收合格后再拨付资金；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建设质量和向退耕户提供种苗的质量、数量以及退耕户退耕还林（草）的质量等情况拨付资金；资金拨付必须与各项工程计划任务相衔接。

第八条 各级林业、农牧、财政部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的，停止报账：
1、未执行批准的项目资金计划的；
2、未按统一的规划和设计施工，以及擅自改变计划工程项目的；
3、只退耕不造林种草，或未在各级政府工程规划范围内造林种草的；
4、未按工程规划向退耕户提供苗木或苗木质量、种类不符合要求的；
5、不专款专用，违反财经制度的；
6、工程发生质量问题的；
7、资金报账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财务管理混乱的。
第九条 退耕还林（草）资金必须单独核算，并设立专项科目单独反映，确保专款专用。配备专人进行管理和核算，严格实行资金的预决算管理制度。
第十条 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各部门要分别按照职责权限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监督。同时，要加强审计监督，发现问题，严肃处理。项目建设单位应自觉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项目竣工验收时，要附有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对挤占
、截留、挪用资金的，除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人责任外，要通报批评，并相应扣减以后年度的资金指标。对私分、贪污等滥支乱用资金的，要坚决执行法纪，严惩不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各地市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问题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200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