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官的机构属性

贺轶民


[内容提要] 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人民检察院由若干名检察官组成。检察官是检察机关具体职能的承担者，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性组织。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应当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 键 词] 检察官 分类管理 机构


[目 录]
引言
一、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
二、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原因
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现实意义
四、落实检察官机构属性的方法和途径
结论



引 言
通过比较研究中外检察机关的组成，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与国外相比，我们对机构认识的习惯思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恰恰是这种差异，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对检察官的正确认知。一般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地接受这样的命题，即检察机关由起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反贪污贿赂部门等组成，而很难接受“检察机关由若干检察官组成”这样的命题。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没有正确认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而仅仅将检察官看作是一个依附在某个组织机构上的人员，还局限在行政组织构架的思维模式上，认为一个机关首先要职能分解成一定数量的局、处、科，然后再由具体从事事务的工作人员充任其中，这似乎很顺理成章。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并非只有这样单一的思维模式，如西班牙国《检察部组织章程》第17条规定：“最高法院检察机构（注：西班牙国采审检合署制）在国家总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由一名副检察长和在编的若干检察官组成。”[1]日本国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直接，在该国，检察官是具有行使检察权权限的政府机关。[2]可见，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认识，并不依赖于对检察权的认识与界定，无论对检察权采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重要工作属性。
一、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
（一）概念。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指检察官不仅仅是履行国家检察权的人员的抽象称谓，还兼有机构的一般性质。当这种属性反应较为激烈时，检察官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如日本国等；当这种属性反应不太激烈时，检察官虽然没有在法律层面被确认为机构，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具备了机构的一般性质如西班牙国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这样认为，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检察官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的概念相比较弱。法律规定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而不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检察权不受干涉。检察官的机构属性非常凸显，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还可以根据情况依法设立检察官办事处，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其检察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检察官制度。在这层含义下，检察官具备完全的对外机构性质，享有法律机构的主体资格；第二层含义，检察机关的概念还很强，仍然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而非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但是检察官在实际运作当中是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尽管检察机关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但检察官是具体承担检察机关职能的机构。在这层含义下，检察官不是完全意义的法律机构主体，但具有机构的一般属性，类似于内设机构的功能。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其检察制度的内涵与外延都要远大于检察官制度。
（二）内容。无论是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含义下的检察官，检察官的机构属性都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不同含义下，其某一部分的内容表现得较为突出或者不明显而已。
1、检察官为中心开展检察事务。不管检察机关的概念是强还是弱，强到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抽象为人格意义的机关；弱到仅仅是检察官办公的一个场所，只具有空间的物质意义。以检察官为中心开展检察事务是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一个基本内容，检察机关内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围绕检察官的工作来具体实施某一项工作。检察官为中心，意味着检察官享有检察事务运作的最初发动权和最终决定权，否则就不是以检察官为中心，有可能沦为以行政级别为中心来处理检察事务。
2、检察官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管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还是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检察官独立承担案件办理的法律责任，这是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官如果不能独立承担案件办理的法律责任，则意味着检察官将会丧失其作为检察官应当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法律责任的承担将会错位到由检察机关来承担，而检察机关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它不是采用行政机关的简单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来运作，这就势必造成“谁都负责、谁也不负责”的尴尬局面。
3、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检察机关不是一般意义的行政机关，即使在采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模式的国家（如韩国[3]），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也不是一般行政机构意义上局、处、科等类似部门，而是检察官。比如在韩国，“根据韩国法律，检察官通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厅（机构），具有独立的权限。即使没有上司的决定，检事仍然可以作出决断。”[4]由此可见，采检察权为行政权的国家，检察机关的运转模式也是有别于一般行政机关[5]。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是检察官区别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重要工作属性，也是其具有机构属性的关键所在。
4、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检察官的机构属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还体现在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上，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组合为一个部门，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为了分解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如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内共设四个业务部门：法律审案件检察部、恐怖分子案件检察部、间谍案件检察部和全国犯罪案件统计中心。而我国检察机关内设部门是检察机关职能的逐一分解，这种行政化的机构设置模式，无疑忽视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带来了一系列弊病。
二、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原因
检察官之所以具有机构属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一）检察官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所决定的。检察官最早的雏形为国王代理人，后渐次演变为国王检察官[6]。随着公诉制的确立，开始逐渐形成现代的检察官制度。从根本上说，现代检察机关是近现代资产阶级人权运动的间接产物。从当今各国检察机关性质改革的动向来看，普遍倾向于检察官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对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检察官担负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责[7]。由此可见，检察官是由最初代表国王发展到现在代表国家来开展检察事务，无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架构如何，检察官都是国家法律和社会公益的代表，就如同国家主席是国家的象征一样，检察官直接代表国家从事检察事务，其机构属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一旦检察官缺乏机构属性，它就必然会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我国现在的检察官制度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没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才导致检察官头衔泛滥、检察官必须挂上行政级别才能领取工资和享受待遇等非正常现象。
（二）检察行为特殊性的反映。无论将检察权界定为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或其它权的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和检察制度如何，承认检察行为的特殊性是普遍遵循的原则。比如美国，虽然实行三权分立，将检察权定位为从属于行政权，但是它仍然将检察行为和一般的行政行为相区别。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50个州被分为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美国的州检察机构一般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组成。[8]这表明，检察行为的特殊性必然要求检察官应当具备机构属性，它不能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机构等同。检察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它是基于一种监督性而存在的，对于单一制国家的被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人员来说，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一个机构，任何被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人员都不可能高过于国家，这就是检察行为的特殊性。缺乏对这点的认识，就会陷入为追求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而不断升级检察机构级别的逻辑怪圈，最终为寻求一时的监督效果而从根本上损害检察权的效力。
（三）检察官享有独立处断权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都不会影响到检察机关是由检察官组成的这一基本原则。中国近代早期西风东渐时，中国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然检察官乃上下合体而组织之一个检察机关”[9]。由此可见，当时他们就意识到检察机关不是由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局、处、科等组成，而是由一定数量的检察官组成。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案件的独立处断权，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内设部门的工作人员，后者强调逐层逐级的行政审批方可作出，前者无需这样的层级手续，检察官手中就握有独立处断权，他是作为检察机关的机构做出的。检察官或者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或者在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的条件下作为检察机关的组成机构享有一定检察事务的独立处断权。无论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独立履行检察权，检察官都应当就独立处断的检察事务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之所以如此，在于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是行政机关的职能分解与具体承担部门，而检察机关的职能分解与具体承担部门不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而是检察官。也正因如此，检察官才应当享有一定检察事务的独立处断权，由此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得以正确展开，检察事务的效率才得以充分体现检察工作的运转规律。否则，检察机关就会成为一个行政机关而无异，检察官也就会和一般行政人员等同。
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现实意义
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检察机关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的机关的关键，是检察工作脱离行政运转模式回归到检察运转模式的钥匙，是检察工作规律的核心所在。它至少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一）理顺检察工作内部关系的需要
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表明，我国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履行检察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实践当中，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一般行政机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首先分解到各个局、处、科，分别由各个局、处、科去承担完成，检察官和其它行政人员一样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这些局、处、科内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因此，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就类似于行政机关承办行政业务个案的行政人员，需要履行层层报批手续最后才能做出决定。同时，由于检察官和其它一般行政人员无本质区别，也造成了检察官队伍数量庞大，反过来又影响到了检察官的形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统计[10]，2003年全国共有检察官（作者按：指符合《检察官法》关于检察官定义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142614人，占具有干部身份的全国检察人员总数195864人的72.8%。这如果放在检察官和一般行政人员无区别的视角下来看也就无甚不妥，但如果用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去重新审视，就不难看出这样的检察官群体显然不符合设置检察官的基本原则。因此，要理顺这些内部关系，其关键就是要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让检察官担负起在人民检察院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背景下的机构职能，抛弃行政机构模式下的局、处、科建制，树立和巩固人民检察院由检察官组成的思想。
（二）实现案件质量控制的出路
当前，如何实现检察案件质量的科学控制是一个不争的难题。问题常常指向检察官到底应当享有多少独立处断的权利，也就是说哪些事情检察官说了算，哪些事情检察官说了还不算。在这个问题下，人们自然会产生对检察官放权的犹豫和恐惧，放多了权担心检察官的素质不行容易出乱，放少了权检察工作的效率又出不来，这似乎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大家便将目光过多地聚集在对检察官放权的深度上，深了不行、浅了也不是。如果认识和确立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这个问题便找到了解决的出路。检察官为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必然要有纵向的案件程序控制，再加上横向的检察官资格入口控制，这便是构成检察案件质量的两道根本性调节杠。更进一步地说，检察官这个机构的办案程序将被分解成每一个细微步骤，每一步骤都用凝聚该步骤重要参数的表格形式来固定结果，质量控制部门只要根据表格的内容和走向情况就能判断和监控一个案件当前的办理情况。如果表格中的参数未缺失，表格流转及时，无法定的徇私情由出现，就不应当怀疑检察官的办案结果，也不应对此进行任何否定性评价（作者按：这也就是国外检察官基本不存在案件质量的原因）。正是从这点上说，案件办理的最终判断对象是一个机构的生产成果，而不是单一个人层面的内容。个人层面的内容应当解决在检察官入口适格的程序中，而不能带入到入口后的机构性案件办理程序中来。
（三）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关键所在。
基层检察院承担了绝大部分检察案件的办理工作，但是由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检察案件办理数量差别很大。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统计[11]，对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广西、新疆6省（区）的165个县级检察院进行抽样调查，2001年至2003年该6省165个县级检察院年平均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5.86件、年平均审查批准（决定）逮捕115.4件、年平均审查起诉案件122.5件，这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别在较短的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另外，有的地方（如西藏）的基层检察院每年办理的刑事案件也就10来件。尽管如此，这些地方的检察院的机构设置由于采用行政机构的设置模式，该有的一个也不能少，导致检察人力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合理。如果我们认识和确立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一个检察官就是一个机构，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设置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就可以解决。这样，检察人力资源的配置使用与控制调节相比较为容易，更能随时应对各地基层检察院案件办理数量的不平衡情况。同时，有的地方基层检察院办案经费紧张的现象也会一定程度有所缓解，以前一个检察院处理的事情，现在只要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就可以完成。检察事务处理的效率提高了，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调动，地方的财政压力也减轻了。同时，也可以跳脱“一旦要加强某项工作就要提高工作机构的设置级别、增加机构人员数量”的思维误区，使得检察官真正回归到一个具有机构属性意义的检察官上来，对推动整个检察案件的办理模式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四）有利于从根本上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监督和被监督是一个政治意义上永恒的话题，如何更好地发挥监督的效能，关键在于要理顺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梳理清楚检察机关和接受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行政级别的模式去考虑监督，那么就容易出现下级监督上级无力的现象。行政架构的最核心原则是上命下从，纵向层级分明，不能越级办事。我国当前检察机关和其它行政机关彼此都是行政层级树上的不同分叉，检察机关也就自然难以摆脱行政模式的束缚。检察官首先要看行政级别，挂不上行政级别其它就都是空的，在这种背景下，检察官如何按照检察规律去办事便自然是一个大问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统计[12]，2003年全国所有具有干部身份的检察人员当中，行政级别在科级以下（含科级）的检察人员为175884人，占全国具有干部身份的检察人员总人数195864人的89.8%。也就是说，被打上行政模式烙印的检察人员绝大部分是科级以下国家干部，他们在检察队伍里奋斗一身的退休待遇也很难超过科级，由此产生监督乏力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如果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得以落实，检察官代表的将是国家，它是行使国家检察权的一个机构，被监督者的级别再高也高不过国家利益。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设置检察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五）检察管理工作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检察管理工作要以人为本，就要告别当下的以官为本。在当前的检察管理模式下，决定检察官工资待遇的是检察官的行政级别，这必然要引导检察官努力去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检察官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角度首先也就会和行政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靠齐，工作时间越久的检察官其法律思维模式将可能越淡化。对一个案件来说，检察官优先考虑的将会是“我的领导会怎样看”，而不是我对案件的看法会是怎样。当层级汇报案件时，行政级别处于下一级的检察官便基本是沿袭行政级别处于上一级的检察官的思维模式，“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式检察工作模式由此产生。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是也无须讳言，它必然以牺牲效率、违背检察工作规律为代价，从长远来看，会损害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使得检察工作从属于行政模式而失去自身应有的价值定位。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就是要实现检察管理工作的以人为本，要充分尊重检察官的独立人格和工作成果，引导检察官朝着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向前进，这必将带来整个检察队伍从观念到行为上的深刻变化，而最明显的变化将是管理模式的计划控制转为制度引导。
四、落实检察官机构属性的方法和途径
落实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现有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分类管理的整个过程要始终围绕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来展开，才能最终构建布局合理、高效运转的检察官机构。
（一）实现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
我国当前符合检察官法定义的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这是一支非基于机构属性认识而构建的检察官队伍，显然与具有机构属性意义的检察官有较大的距离。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包括对人的分类和对事的分类两个方面，原有的检察人员和他们共同所干的事组成了分类改革的分类对象。对人的分类就是要将现有的检察人员按照检察事务运转的客观规律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与层级；对事分类就是要将检察机关当前承担的全部检察事务按照事务的本质属性与诉讼规律，划分为不同的事务群，这样一个事务群就是一个检察职位，一个检察职位就对应一类检察人员。实现分类后的检察官就具有鲜明的机构属性，人民检察院由若干检察官组成，从事同一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集合为一个群体组织，这个群体组织并非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承担部门，真正的职能承担部门为检察官。
检察人员分类是建立在对检察事务分类的基础上的人员划分，是按照检察事务运作规律而进行的，不是想当然的随意而为。也就是说，要先完成对“事”（即当下所有的检察事务）的分类，才能依据这些事情的不同性质和运作特点，进一步从完成该事务所需人员的角度，按照事的类别凝聚出边缘清晰、内容完整的职位说明，从而建构科学的检察人员分类体系。当然，对事的划分也未必能穷尽现实的一切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生成事无巨细的职位说明，那么对实践操作当中出现的未作事先说明的琐碎事项就需要依靠人员分类所确立的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原则、性质和特点来加以弥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人员分类是对事和对人分类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对事分类和对人分类所各自固有的缺陷。具体地说，应当围绕案件办理这个核心，先对原有检察人员所共同干的事进行梳理，检察长、副检察长、主诉、主办、主侦、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法警对一个案件在检察阶段的所有工作，究竟各自承担什么具体内容，对这些内容再从总体上归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三大类所干的事，也就是说原有相互交叉、职责不清的工作状况要因此而梳理清楚。然后根据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所应干的事来筛选和划分原有的检察人员，从而完成对检察人员的分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真正实现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完整塑造。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2月22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12月22日公布 1994年5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康 复
第三章 教 育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六章 福 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都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
第四条 残疾人经县以上医疗机构按国家规定的残疾标准鉴定后，由县级残疾人联合会发给《残疾人证》。
《残疾人证》由省残疾人联合会统一印制。
第五条 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第六条 残疾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应尽的义务，遵守公其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第七条 全社会都应当关心残疾人，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努力为残疾人服务，逐步形成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视财力情况逐年增加投入，使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动员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做好残疾人工作。
省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
第十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残疾人事业。

第二章 康 复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民政、卫生、教育等有关部门，制订计划，采取措施，根据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项目，做好当地残疾人的康复医疗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培训残疾人康复专业医务人员，逐步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康复医学科（室），开展残疾人康复医疗与训练。
第十三条 残疾职工接受国家确定的重点康复项目的医疗费用，按照卫生、财政、劳动、人事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职工未成年的残疾子女接受康复医疗的费用，除按规定报销外，职工所在单位可酌情给予经济扶助；属于救济对象的残疾人确需接受康复医疗的，当地民政部门应给予适
当救济。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贫困地区农村残疾人康复医疗纳入扶贫工作，在扶贫资金和物资上给予照顾。
第十四条 各级民政、卫生行政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依托城乡基层组织、医疗预防保健网络、残疾人组织、社会福利企业事业单位和残疾人家庭，建立社会区域康复网络，开展康复工作，使残疾人得到实用、简便、有效的康复服务。
第十五条 盲人学校、聋哑学校、弱智学校、社会福利企业和社会福利院、精神病康复院等为残疾人服务的机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康复工作人员，指导和帮助残疾人进行生理功能的康复训练。
第十六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建立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站或者供应点，负责残疾人康复器械、生活自助具、特殊用品和其他辅助器具的供应和维修服务。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宣传、普及优生优育和防治地方病知识。针对遗传、疾病、事故、灾害、药物中毒、环境污染和其他致残因素，积极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第三章 教 育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对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工作，制定规划，采取措施，积极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
社会和家庭应当支持和保证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九条 普通幼儿教育单位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
普通小学、初级中等学校应当招收肢残、轻度弱智、弱视和重听等虽有残疾但能适应正常学习生活的儿童、少年入学就读，其入学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儿童、少年和残疾人子女，普通小学和初级中等学校应当酌情免收或者减收其杂费。
第二十条 省辖市和有条件的县（市、自治县）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建立盲人学校、聋哑学校和弱智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有计划地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推行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试验，提高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率。
第二十一条 普通高级中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应当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
条件较好的特殊教育学校应当逐步开设职业班。
普通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和其他成人教育机构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残疾人参加培训。残疾职工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本单位残疾职工进行文化补习和职业技术培训，鼓励和帮助残疾职工自学成才。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在有关部门统一管理下，兴办特殊教育学校或者捐资、捐物助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举办残疾儿童寄托所（幼儿园）、聋儿听力语言训练班、弱智儿童启智班等，对残疾儿童进行早期教育。
第二十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培养、培训特殊教育师资，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和聋哑人手语、盲文翻译人员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在同等条件下，其职称评定、晋级等应当优先考虑。
第二十四条 各地征收的教育费附加收入中，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有关单位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保证特殊教育的正常发展。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统筹规划，按照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合理安排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
第二十六条 各级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残疾人待业调查、劳动能力评估、职业培训和就业介绍、咨询、指导等业务，为残疾人就业提供综合配套服务。
第二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岗位和工种特点，按照不低于在职职工总人数百分之一点五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当地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数量不足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可以适当降低比例。对未经批准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按照差
额人数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基金按上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缴纳。

对国家分配的各种专业的残疾毕业生，只要专业对口，岗位适宜，有关单位应予接收。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政部门、劳动服务机构、残疾人组织、街道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社会福利企业、工疗机构、按摩医疗机构和其他福利性企业事业组织，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
第二十九条 社会福利企业事业组织和城乡残疾人个体劳动者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减免税待遇。
社会福利企业事业组织的生产、生活用车，经批准可以免征或者减征车船使用税。
社会福利企业事业组织对减免的各种税费，应当用于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和残疾人福利事业。
第三十条 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优先核发执照，在场地安排等方面给予照顾，并免收或者减收占地、卫生、环保、治安等管理费用。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将投资少、销路稳定、适合残疾人生产的产品，优先安排或者调剂给社会福利企业生产经营。
第三十二条 残疾人所在的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重视残疾职工的劳动保护，合理确定工作岗位、劳动定额，配置合适的工装、夹具、工具、设备。
残疾职工在参与民主管理，享受劳保福利、工资待遇以及转正、晋级、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与本单位其他职工同等对待。
企业在体制改革中调整用工时，应当安置好残疾职工。
第三十三条 企业开除残疾职工，应当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对被解除劳动合同、辞退、除名和开除的残疾职工，待业保险机构应当依法提供待业保险金；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应当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残疾职工对企业辞退、除名和开除不服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乡级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鼓励、帮助农村残疾人参加生产劳动，并在技术、资金、生产服务等方面给予照顾。对从事农业生产困难较大的残疾人，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公益性辅助劳动。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三十五条 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应当因地制宜地开辟残疾人文化室、残疾人之家等活动场所，灵活多样地开展有益于残疾人身心健康的群众性文体娱乐活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举办残疾人艺术调演、残疾人体育运动会以及残疾人劳动技能竞赛，培养、选拔优秀选手，参加国内和国际性比赛与交流。
残疾职工参加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和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其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在集训、比赛和演出期间，其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刊、图书等形式，反映残疾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残疾人服务。有关的影视节目应当逐步增加手语解说和中文字幕。
第三十八条 公园、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展览馆（厅）、运动场（馆）、歌舞厅等公共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应当照顾残疾人优先入场。公园应当对残疾人免费开放。剧院、电影院、展览馆（厅）、运动场（馆）应当在助残日对残疾人实行免费。

第六章 福 利
第三十九条 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属于城镇户口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或者由社会福利院安置；属于农村户口的，按照《河北省五保供给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进住敬老院或者社会区域分散供养的办法予以安置。
对丧失劳动能力，但家中有亲属依靠或者有经济收入，要求社会福利院或者精神病院代养的残疾人，社会福利院或者精神病院应当尽量予以接收，所需费用由供养人负担；确有困难的，供养人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救济。
乡级人民政府对农村中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经自身努力，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同村平均水平的贫困户，可给予免缴集体提留、免摊义务工的照顾；对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家庭负担重的残疾人特困户，免缴各种公益事业费用，免除其他社会负担。

第四十条 夫妻一方是残疾人，为城镇户口，生活不便，需要农村一方投靠到城镇落户的，计划、公安等部门应当在“农转非”指标内优先解决；其子女为农村户口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教育部门应予就近安排。
第四十一条 公共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残疾人搭乘省内国营、集体、个体营运汽车时，应当给予方便和照顾。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
第四十二条 省辖市和有条件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在重要公共文化体育等活动场所设立方便残疾人使用的设施。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四条 对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检举、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受理。残疾人联合会和残疾人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受到侵害的残疾人依法进行控告和诉讼。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接收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少年、青年入学，或者拒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批评，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有关部门对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随意辞退、开除残疾职工，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当事人所在单位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挪用、克扣、截留、侵占残疾人事业募捐款物、减免税费和救济款物的，由上级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对侮辱、虐待、遗弃残疾人，侵害残疾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人员，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1994年5月1日起施行。



199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