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事诉讼一审程序中新的证据


杨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一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该条规定从两个方面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新的证据作了具体规定，为审判实践中如何确定新的证据提供了依据，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审判工作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当事人逾期不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信。”人上述规定来看，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所提交的证据如果不是新的证据，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只有新的证据才有可能被人民法院采信。为此，如何认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新的证据，对审判工作有着重要意义，现笔者就新的证据的认定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规定》中规定的第一方面新的证据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但这里为什么是新发现的证据没有作具体解释。“发现”一词在汉语中的词意为：第一次看到或知道，经过探索研究认识或找到前人没有认识或看到的事物或规定。因此，新的证据应该是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才知道或才认识到的证据，也就是说，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所不知道或没有认识到的证据。这类新的证据应包括：1、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存在，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知道的证据；2、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存在，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认识到的证据；3、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形成的证据。对于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已经存在，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作为新发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交，如何确定当事提交的是否是新的证据，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应当解决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可能明知该证据已经存在，并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但在举证期限内故意不提交或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提交，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措手不及或为补救举证期限内的失误，谎称是新发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交；也可能有的当事人历文化水平、法律素质问题，虽然知道该事物的存在，但未认识到应该作为证据提交，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意识到该证据，才向人民法院提交。对于这些情况，能否按新的证据对待，本人认为，应郑重从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是否知道，应当知道该证据或者是否应当认识到该证据进行审核，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1、从一般常理上进行判断。如果在本地区一般人都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类纠纷应提供哪些证据，都能认识到哪些材料和事物应当作为证据提交，而当一事人却推说自己在举证期内不知道或没有认识到，明显不合常理，对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提交的证据不应作为新的证据。
2、从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社会阅历等方面判断。一般文化程序较高，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社会阅历广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也相对较高，这一类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知道或应当认识到应提供哪些证据，哪些材料应作为证据。对于这类当事人明显应当知道或应当认识到的证据，其不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再向人民法院提交，不应作为新的证据。
3、从当事人是否有律师作为代理人进行判断。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本身是专门进行法律服务工作的，法律知识比较全面，除特殊情况外，不会有在举证期限内不知道或未认识到的证据。有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以在举证期限内不知道或从未认识到为理由，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应作为新的证据。
4、从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上是否有明确要求进行判断。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已经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已提醒了当事人应当提交的证据内容，当事人还推说在举证期限内不知道或未认识到，不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供，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向人民法院提交的，一般也不应作为新的证据。
对于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才形成的证据来说，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还未形成，当事人不可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当然应作为新的证据对待，但值得指出的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形成的证据不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收集到的证据，两者应当区别开来，前者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该证据还不存在，所以当事人无法提供，而后者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存在，只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未收集到的证据。
《规定》中规定的第二方面新的证据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与第一方面新的证据相比较，相同点是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期限一样，都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明知应当提交，因客观原因在举证期限内无法提交的证据。其形成的条件一是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明确了该证据的种类、形式、证明内容；二是确因客观原因导致在举证期限内无法提供；三是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仍无法提供。三项应当同时具备。但是这里对导致当事人无法举证的客观原因未作具体解释。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判断当事人提出的是否属于《规定》所讲的客观原因，是认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是新的证据的关键。本人认为：
1、该原因必须是真实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应在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时说明该原因确实存在，必要时要提交证据证明。如果当事人能以虚假的原因为理由不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那么，关于举证期限的规定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无所谓新的证据。
2、该原因应当是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只有当事人意志以外客观存在的原因，才能成为当事人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的原因。
3、该原因应是直接导致当事人无法举证的原因。这里要求该原因与当事人无法举证之间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应当是导致当事人无法举证。如果该原因与当事人无法举证之间没有关系，或虽有一定关系但当事人可以克服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举证，该原因也不能成为不能提交证据的客观原因。
4、该客观原因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继续存在。如果该客观原因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继续存在。如果该客观原因在举证期限内或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已消失，那么当事人就应在举证期限内或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否则，按照规定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从上述几点来看，这里所说的客观原因，是指当事人意志以外并当事人无法克服且存在于举证期限以内和延长的举证期限以内、直接导致当事人无法举证的原因，只有在这种原因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才是新的证据。
《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还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从该规定来看，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交的证据应区别于第四十一条第一项中规定的无法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但如该证据与案件关系重大，不审理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可视为新的证据。该规定是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例外，也是对第四十一条关于新的证据规定的补充。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一审程序中新的证据作了规定，但对规定中什么是新发现的证据，什么是导致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和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无法举证的客观原因，什么是当事人因客观原因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未能举证，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尺度和明确的标准可遵循，为此，审判人员应全面、客观地进行审核，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在审判实践中，一方面要做好指导当事人举证工作，特别是对于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素质较差的当事人，应指导他们举证，使他们知道应提交哪些证据，哪些材料和事物能够作为证据，应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等，尽量减少因他们不知道或未认识到证据，而在举证期限结束后再提交新的证据，延长开庭审理时间，影响审判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是尽量在举证通知书中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明白应提交哪些证据，知道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以提高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和诉讼风险意识，实现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目标，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浅析 “信托计划”实务中的法律风险


作者：曲 峰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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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54071975
关键词：信托、资金信托、信托实务、法律风险、律师评论

序言

信托业的迅猛发展，让我们颇为震惊。“一法两规”的颁布至今，真正成为了信托发展的导航系统。但是信托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托业，正是经济学者和法律学者颇为关注的课题。另外，这一年半的发展历程，也夹杂着些许的浮躁、盲目和不足。笔者作为一名律师，凭借对信托机制法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撰写此文，旨在剖析信托实务中的风险问题。

一、信托市场的动向

自2001年以来，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一法两规”的颁布实施为标志，真正填补了我国金融立法领域的空白。同时，中国信托业开始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也渐趋完善。经过全行业的整顿，信托公司开始在新的制度下开展经营活动，这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舞台。
随着信托业这一段时间的发展，信托行业站在新的起点上，以信托产品的创新为契机，为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特别是2003年这个年度，无论在信托产品设计、资金投放、项目选择、银信联动等方面，信托已经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市场氛围。从打破传统的融资渠道入手，争夺市场空间。尤其从“集合资金信托产品”来看，成为了投资市场关注的焦点，其中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类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尤其倍受瞩目，如上海外环隧道、浦东磁悬浮轨道交通、北京CBD土地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管网、苏嘉杭高速公路以及最近推出的郑州市政建设项目等。这一年应该是信托投资公司发展信托业势头最为迅猛的一年。
另外，更让我们看到了信托业的勃勃生机，信托产品的到了市场投资者的追捧，信托产品的创新手段更是百花争艳，信托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信托公司在对信托财产管理、运用的手段，也从传统的贷款模式“跳出来”，市场中出现了，诸如股权运作、融资租赁、受益权转让、证券投资、银信合作和组合类等投资模式。
但是，信托业在2003年一片创新、开拓、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也夹杂着些许浮躁和盲目，有的信托公司对于信托创新的理解过于狭隘甚至偏颇，以至个别已经推出的产品极不严谨，风险四伏，甚至极个别公司出现了“明为创新、实为违规”的格局和态势，这不得不引起法律学者和经济学者的高度警觉！

二、如何从法律上理解信托

信托是一种具有“代人理财”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我国《信托法》中表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可以信托的财产除了禁止流通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物权和债权、股票、债券、票据以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具有经济价值、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和权利。这里当然包括货币资金。
同时，因为资金信托具有“圈钱和集资”的特性，我们国家对于资金信托的管理、规范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即必须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资金信托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资金信托业务。资金信托从委托人的数量上来划分，又分为单个委托人委托和多个委托人（二个或二个以上委托人）委托。这里的多个委托人委托则称为“集合资金信托”。
那么，如何理解“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呢？“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应当理解为信托投资公司根据市场的需要，按照信托目的、结合信托财产是货币的特性，通过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而设置的一种信托业务品种。即信托公司在将资金集合汇总后，用于事先选定的投资项目中，从而利用该投资项目为委托人（这里也指受益人）获取收益。这里所说的“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是指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采取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等方式。

三、资金信托实务中的法律风险

我们都知道信托机制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本在英美法系发展起来的信托体制，能不能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扎根和成长，笔者认为，尚需要探索和实践。为此，凭借对信托机制法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当今市场中已经出现的案例，针对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的资金信托种类，剖析信托计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尤其是法律风险。

l 信托设立之初的法律风险

基于信托业正面对着日益扩张的市场需求，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用市场实践验证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针对信托公司采用集合资金的形式，在设计和发行信托产品的过程中，其首要前提就是要考虑信托设立之初的问题。笔者为此阐述如下的观点。
首先，注意选择信托领域的合法性。虽然，从信托业的发展态势和学术界的呼声来看，信托业蕴藏着许多蓬勃发展的契机，且许多法律学者，也提出了信托在多个行业应用和创新的建议。但是，从国家金融政策来看，依据我国《信托法》，其中明确规范了信托业主要发展方向的大原则。其中《信托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民事、营业、公益信托活动，适用本法。所以，可见，目前国家允许在民事、营业、公益信托这三个范畴之内寻求发展。但是，相应的民事和营业信托中也是有限制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九条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办理存款业务，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举借外债。不得以任何形式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代理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等。
其次，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因为，这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的基本前提，除了要符合信托法，当然也要遵守其它法律法规，不能损害国家、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利益。例如，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所以，信托目的应当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力求实现信托财产的增值。当然信托公司从事信托业务，是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这一点与信托目的是两个法律概念。
再者，势必加强信托法律知识的普及。目前，有些国内外学者在学术研讨中，借鉴和效仿一些成熟国家的信托机制，提出了诸如自然人或者其他机构等均可以成为受托人的学术性建议和探讨；加之，我国信托机制的推广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者的认知尚需要过程，且信托公司不得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体进行营销宣传的限制；以及多种类似的“委托理财、代人理财、投资咨询”均存在于市场中。使得部分投资者、甚至是法律专业人员可能都存有重大误解。例如，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信托专业机构（即信托公司）是资金信托的唯一合法受托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否则资金信托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是资金信托、乃至信托领域的首要法律风险之一。所以，无论是信托公司、经济专家还是法律专家，都应当关注市场世态，在工作中积极推进信托在投资者中的认知程度！

l 对信托财产合法性审查的法律风险

我们都知道，根据国际上的惯例，信托财产具有“破产隔离”的基本原则。信托机制因为具有财产转移的特性，理所当然的将存在被一些人用于逃避债务的手段。针对资金信托过程中，委托人（也即投资者和受益人的双重身份）将自己的资金或财产信托给信托投资公司后就变成了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法律规定，信托财产必须是投资者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否则不可信托。即使信托成立，但是委托人设立信托的行为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这是《信托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别对于那些非法所得或逃避债务、逃避诉讼而信托的资金，信托公司往往是不知情的情况，这对信托计划的实施将有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信托投资公司在接受信托资金时应注意这个法律风险。
那么，信托公司如何防范这个风险？如何对委托人信托资金合法性进行审查？因为投资者设立信托的行为，是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问题，信托公司根本无法预见和防范，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性。例如：投资者与配偶正处在离婚财产分配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损害配偶（即债权人）的利益；或者投资者创办的个人独资企业或参与的合伙企业中，附有相关债务且不足以清偿的同时，理应由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在投资者不谙熟法律的情况下，将部分自有资金进行了信托，也属于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若投资者系公司法人，则这种情况将更加多见。这些因素都将可能导致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利，信托行为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最终导致信托计划的失败或者部分失败。
以笔者卓见，上述风险在实践中却是很难判断，但是可以借鉴如下四种方式，尽力来规避和减少此类风险：（1）采用委托人的承诺与声明制度；（2）建立健全委托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制度；（3）采用委托律师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制度；（4）采用公证处强制公证的制度。这四种方式中，第（1）种过于简单、容易流于形式，第（4）种程序过于复杂和教条，容易降低投资者的热情和延长信托计划的设立周期。而第（2）种则属于配合性合同条款，往往匹配运用。所以最佳的方式就是第（3）种，由专业律师介入，不仅增加了投资的信心，也节省了信托公司的工作时间，同时进行审查过程专业化，可以从尽职调查、委托人承诺、合法性审查、出具法律意见书等多个方面，来避免这种风险。

l 承诺预期信托收益的法律风险

任何的投资都有风险，只不过是风险大小的问题。从法律上讲，信托收益不能保底，信托财产也不能保证不受损失。根据《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但是，在实践中，信托公司往往公布预期收益，从而吸引投资者。
这对投资者来讲，将是最大的法律风险，也是信托公司最大的法律风险。预期信托收益，是设计信托计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关系到投资回报的根本问题。一方面是投资者积极参加信托计划的源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信托公司选择投资项目而进行投资的责任。因此，预期的信托收益，是投资者和信托公司共同关注的问题。
投资者的投资回报来源于信托收益，如果没有预期的信托收益或者令投资者满意的收益率，投资者也不会认购资金信托计划。因此，信托收益的法律风险是信托风险的核心问题，是信托公司在设计资金信托计划时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这种风险的大小决定投资者的本金能否顺利收回，针对信托公司公布的“预期收益”能否顺利实现，则是投资者和信托公司最为关注的风险因素。所以，针对信托收益风险，首先看资金运用项目的投资情况，特别是项目在信托期限内的现金流量是否能充分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其次，看项目公司的背景和实力，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在项目不能正常还本付息时的偿付信托财产的情况；再者，看信托资金运用的风险防范手段，如抵押（质押）物是否有保障，担保方信用级别和资金实力如何，是否有保险机制介入等情况；最后，看发售信托产品的市场成熟程度，例如在2003年7月，中信信托推出的“华融公司优先资产收益权”的信托产品，虽然在资产处置和融资思路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但是其高风险程度只有业内人士才知道。所以，这就要凭借从业经验和国家金融产业政策来判断，当然上述风险防范因素还是要考虑进去的。
以上四点，是最值得信托公司在实践当中参照的标准。另外，笔者在这里建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托公司在设计信托计划同时，单方面的判断，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即使信托公司的具备包括“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济咨询”等的综合能力，但是信托公司单方面的判断还是达不到取信于民。基于这一点，从专业化领域、判断投资的客观立场和公平原则来看，以及预期信托收益涉及公众利益的性质，对预期信托收益的确定应当由专业性的中介机构作出，才更具有客观判断的公信力。例如，专业的会计师对于信托资金投向进行预测分析，综合计算管理成本和相应税费，作出预期信托收益的专业判断，并出具专业咨询意见或报告向公众或投资者披露。专业律师应对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信托受益来源进行审查，包括项目公司合同和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确定真实性和合法性。专业律师在审查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向公众或投资者披露。投资者应在专业会计师、专业律师的审查意见和判断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资金信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