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很多应投保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而引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处理，仍存争议。本文将对应投保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强险定义、性质及赔偿原则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也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首个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责任保险。

　　首先，交强险具有强制性。强制投保，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道交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承保，根据《条例》第十条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交强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一般情况下也不得随意解除交强险合同。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保险公司都将受到处罚。

　　其次，交强险具有社会保障性。交强险是为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而设立，旨在保障第三人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从保险人处获得救济赔偿，从而保证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经济保障，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

　　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原则。《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无论肇事者在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只要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承保的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赔偿责任由事故双方按事故责任比例分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问题

　　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引发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若肇事机动车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若简单地要求事故双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分担交强险内的责任，将大大降低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不利于维护受害人正当权益。这种让受害人为投保义务人之应投保而未投保的违法行为买单的做法显然不合理。那事故发生后，机动车方应由谁为未投保的事实买单？我们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区分肇事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与肇事者是否为同一人：

　　两者为同一人时，处理规则比较简单，应当首先由肇事车主在其应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足额的赔偿责任，超出限额部分的损失数额，由事故双方按事故责任比例分担，没有争议。

　　两者非同一人时，对在交强险赔偿额度内和赔偿额度外责任的承担存在一定争议，司法实践也不统一。下面将就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与肇事者并非同一人进行分情况讨论。

　　（一）出借机动车给他人使用而发生事故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对于出借人如何承担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承担过错责任，二是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三是承担无过错责任，四是公平责任。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过错责任是侵权行为最基础的责任承担原则，这也是现代民法的基础，而其他几种责任承担原则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补充作用的归责方法，或因为程序因素，或因为照顾弱者，或因为维护公平。换句话讲，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就应该以过错责任归责。

　　反驳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观点。过错推定责任在我国民法中仅见于《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等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况，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应扩展到其他情况。从法理上讲，过错推定责任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担，更多的具有程序法意义，初衷在于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决不可做扩大解释。

　　反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对机动车的使用包括出借他人使用尽最大的注意义务，对于出借的后果应有预见性，对出借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然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对高度危险责任作了规定：民用核设施、民用航空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及遗失、抛弃、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等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和《道交法》所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对直接行为人的归责方法，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车辆实际驾驶人，而不能当然地理解为车辆所有人或出借人在不驾驶车辆时也适用同样的归责原则。在职务或雇佣行为时驾驶人员的行为视为职务单位或雇主的行为，则另当别论。

　　反驳承担公平责任的观点。《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公平责任原则，但公平责任适用的条件非常严格，只有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而道路交通事故中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公平责任在实践中有被滥用的情况，俗话讲就是“和稀泥”，对于侵权行为首先应当分清过错大小、划分责任，而非“各打五十大板”。

　　交强险的存在，使过错的划分复杂化，在交强险赔偿额度之内和之外的责任承担应区分不同情况。

　　1、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如何分担责任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未参加交强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机动车方，包括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投保义务人）及肇事者，他们二者之间应当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义务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是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要求投保险种，如果投保则事故赔偿款由保险公司承担，投保义务人应投保而未投保存在过错，现在因投保义务人的过错而无法求偿，故投保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肇事者应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事故是肇事者造成的，虽然投保义务人有过错，但损害结果是由肇事者直接造成的，如果没有交通事故就没有赔偿责任，更谈不上保险的问题，故肇事者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原则，即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无论肇事者在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只要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承保的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此外，交强险还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设立目的是为受害人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和基本的经济保障。故交强险部分的赔偿，出于保障受害者权益角度考虑，不能首先从简单的民事过错归责角度考虑肇事者的过错，而应先考虑有无投保交强险情况。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为投保义务人，对于应当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的事实存在过错，故交强险内的损失应当由投保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由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借人应当预料到出借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赔偿问题。

　　2、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外如何分担责任

　　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应视出借人即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无过错来分担。如果出借人有过错，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例如出借人明知肇事者无驾驶资格而借车，再如出借人明知肇事者饮酒而借车，又如出借人明知肇事者超载而借车。这种情况无法列举穷尽，应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出借人没有过错，依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未发现肇事者存在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况，则出借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由肇事者自行承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被盗、被抢而发生事故车主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如何在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中维护公正

潘曾


刑罚执行，是指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将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的专门机关，负责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罚的执行，虽然还有看守所和劳教所等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但刑罚执行主要由监狱体现，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作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刑罚执行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民主、文明、法治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逐步完善，作为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执行制度，也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公正即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实质含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执法不公，其恶劣后果将是人们对法律信任的危机；对监狱来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可能会摧毁千百次的说教。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正，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正义何在？法治何在？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现行的刑罚执行制度在维护公正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我国虽然倡导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罪犯，但教育改造的理念陈旧，方法单一。刑罚执行机关主要采取的是强制犯人被动接受教育改造的方式，普遍做法是将犯人集中关押在大墙内劳动改造，辅之以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教育缺乏层次性，教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难以适应新时期押犯的不同方面的需要；同时缺乏有效的机制激发、调动犯人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二是犯人人权保护观念不强。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和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刑罚执行中还存在着践踏侵犯犯人合法权益的现象，部分干警执法简单粗暴，从目前罪犯基本权利保护来看，我们在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和实现刑罚执行职能中，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诸如罪犯超体力、超时限劳动问题；对罪犯体罚、虐待、打骂和歧视问题；罪犯生活卫生标准普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问题；受教育时间得不到保证等等。三是依法执行刑罚的观念不强。法院与监狱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法院负责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但由于不了解犯人的改造情况，只能监狱报什么裁定什么，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这就形成了监狱及其干警在刑罚执行中行使权力范围过大，随意性强，容易导致滥用职权、侵犯犯人合法权益和司法腐败。四. 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体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监狱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和定位，监狱的职能至今仍呈现出监狱、企业以及办社会高度合一的格局，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利益关系和现实需要，要求监狱警察是多面手，穿着警服当老板、做生意，当着老板、做着生意又要穿警服、要公务员、要吃皇粮、要财政保障。监狱警察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要什么，道理是什么，都不明白。部分监狱和监狱干警疲于应付生产任务和经济指标，很容易就造成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这种格局严重影响了监狱工作的未来发展，监狱和监狱警察的职能需要纯化。五.减刑与假释操作上存有缺陷，比如犯人要认罪服法这个减刑条件过高且没有可操作性，不利于调动犯人改造的积极性，犯人有可能是“口服心不服”，无从知晓，同时我国法律规定，犯人不服刑事判决有提出申诉的权利。在实际中如果犯人不服刑事判决提出申诉，即被视为不认罪表现，显然这与法律保护犯人申诉权利的精神相违背，也不利于犯人改造；而假释制度，运作上不灵活、过于僵硬，表现在犯人获得假释难，撤销假释也难，监外执行机关对假释犯人的活动缺少有效的制约和处分手段。监狱又很难了解犯人的监外执行情况。
那么应该如何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使得能够体现出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保证减刑和假释的公平、公正。刑罚执行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假释和减刑，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也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对法治的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形成一个监狱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环境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于减刑和假释的程序和考核标准，一定要透明、合理、制度化，才能做到公正。
在刑罚执行上，我国是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假释为主减刑为辅，或单一假释的制度。是扩大减刑的适用范围，还是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哪个效果会更好？ 根据北京市监狱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减刑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比假释回归社会人员的犯罪率高，说明假释比减刑刑满释放人员整体矫正质量高。同时在实际操作中，获得假释的服刑人员极少，据统计，我国监狱近十年的假释率仅在0.8%-2.9%之间。假释作为一种刑事执行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罪犯改过自新，可以弥补长期刑量刑的不当，可以作为罪犯回归社会的桥梁，同时也有助于预防监狱爆满的问题发生。应当适当的扩大假释人员的比例。
现行的减刑、假释是建立在服刑人员考核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的成绩来决定其是否减刑和假释。而日常考核制度是由劳动改造情况、遵纪守法情况、教育改造情况等几方面来综合考察的，但在实际中，根据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下达的文件规定和各个监狱的实际情况，服刑人员的考核重头主要在他的劳动改造方面，即生产产值情况，根据周浦监狱驻狱检察官调查，该监狱有前科的372名罪犯中，其中上次服刑期间被减刑的罪犯255名，占60.48％。虽然这个调查样本不大，但是结论让人很惊讶，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同劳动改造成绩占据了改造成绩的大部分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减刑没有体现了公正，不符合现代行刑理念的要求，况且这方面考核本身就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地方：1.老弱病残犯和年轻力壮的服刑人员相比，就产值来讲，根本不是“对手”，使得一部分老弱病残犯丧失了改造信心，而监狱又没有相关的另外规定，这就是个不公平，服刑人员由于其先天的各种条件和身体素质，在进行劳动改造时，创造产值是又不同的，这和是否积极改造没有关系，监狱应该针对不同素质和条件的服刑人员制定相应的产值考核标准，达标和嘉奖等也要另外设计下达；2.应该改变以产值论考核的现状，要综合考虑，努力使考核制度能体现公平、公正；3.在减刑、假释中要实行程序公开，操作透明，讲明原由，切实维护公正，日常考核中要公开、公平，严格按照考核规范，杜绝暗箱操作，减少干警人为因素；4.加大制度化建设，将监狱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都用制度化规范起来，一切有章可循，按照规章办事，保证公平、公正。
二、建立和完善罪犯科学分类制度。罪犯的分类制度，是监狱对罪犯进行管理和采取矫正措施的基础，科学的分类制度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对罪犯管理上的公正，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罪犯采取不同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现行的罪犯分类制度，使得监狱在关押罪犯时，类型显得多样化，罪犯在不同服刑时期的分级也显得程序化和草率，一般按照进监时严管，过一年左右普管，依次类推，处遇本身基本处于不运动状态，没有体现出弹性，不管程度好坏，都基本都停留于同一个监狱服刑，比如重刑犯在经过一段时间改造，危害性降低后，却还是和其他有严重危害的罪犯关押在同一监狱，接受着严厉的看守，这样调动不了罪犯积极性，也体现不了公正，监狱应主要依据狱政警戒设施、监管技术装备、警力配备、管理方法、活动范围、劳动方式等因素，分为高度戒备、中度戒备和低度戒备三个等级，分别关押具有相应危险程度的罪犯。同时探索多种形式的分类制度，考虑为不同服刑阶段的罪犯设立专门的监狱，给予不同服刑时期、不同程度的罪犯以不同的相应待遇和矫正方式。
三、提高干警的执法素质，保证执法公正。监狱没有一支懂法、公正执法、高素质执法的队伍，无法体现公平、正义。新时期，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将出现各种新的犯罪类型，犯罪手段和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学历高、知识型的职业经济犯罪将成为新的犯罪动向。总体犯罪将向集团化、智能化、流动化趋势发展。特别是社会底层人群由于心态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侵财型等暴力性罪犯也会增多，将给我们监管改造工作带来新的难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就目前监狱干警的知识水平、管理水平、执法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挑战，就泉州监狱而言，大专以上人员占全监人数的73.78%，本科占30%，干警很大一部分为中专毕业，都是通过成人再教育方式取得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基本功不太扎实，没有接受过太系统的教育，通过在基层干警中的一项16人数小范围调查：真正知法、懂法，能向服刑人员解释法的只占5人；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方式仍停留于过去的简单说教，甚至有辱骂现象。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监狱以及监狱警察应当确立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的意识,这种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只有罪犯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只有监狱警察真正把尊重罪犯权利落到实处，承认罪犯是权利主体，公正才谈得上。在现阶段如果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对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应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
四、纯化监狱职能，进行监狱改革。客观地说，高度合一体制的监狱职能多元化曾经作过历史性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职能分化日益纯化的情况下，很显然，监狱职能多元化已成为制约监狱工作未来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必须从改造人的大局出发，从社会主义监狱惩罚与改造人的职能出发，尽快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为改造科学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注重监狱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创新，使监狱从办企业、办社会中脱离出来，专心致力于改造和矫治，使服刑人员的劳动生产改造成绩不致成为考核的最主要内容。只有脱离了经济利益关系，服刑人员的考核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
监狱公正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目前监狱的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大多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应该从具体的方面着手，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 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维护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我们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意义重大，也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我们监狱改革和监狱工作的始终，才能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搞好刑罚执行，完善刑罚执行制度，为经济建设和小康社会的最终建成创造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