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2011年7月29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

《湖南省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2011年7月29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7月29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但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除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猪屠宰工作的领导，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队伍建设，协调解决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畜牧兽医、卫生、食品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生猪屠宰的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生猪屠宰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有利流通、方便群众的原则，制订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

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向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应当组织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根据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征求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后确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工建设。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建设竣工后，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验收。验收合格的，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可以设置小型生猪屠宰点。其设置方案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设置方案审核后，编制本地区小型生猪屠宰点设置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条 新建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的选址，应当距离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以及居民住宅区五百米以外，并不得妨碍或者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已建成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不符合前款规定要求的，应当搬迁或者改造。

第十条 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二）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设备；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相应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六）有相应的病害生猪以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

（七）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第十一条 设立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根据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县级人民政府予以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开工建设。

小型生猪屠宰点建设竣工后，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验收。验收合格的，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的小型生猪屠宰点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实行一点一证一牌制度。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在异地设立分厂（场）；确需设立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资格。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将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悬挂于厂（场）、点的显著位置。

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不得出借、转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第十三条 肉类加工企业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应当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资格；未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资格的，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

第十四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持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屠宰生猪，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屠宰的生猪，应当有产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免疫标识。

第十六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必须在生猪定点屠宰现场对屠宰的生猪进行集中同步检疫。检疫合格的，应当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并加盖验讫印章；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出厂（场）、点，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除按前款规定进行检疫外，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加强对瘦肉精的监管工作，对定点屠宰的生猪进行瘦肉精等禁用药物检验。

第十七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对屠宰的生猪产品进行同步检验。检验合格的，加盖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或者附具检验合格标志；检验不合格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检验结果和处理情况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肉品品质检验内容，包括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有害物质、有害腺体、白肌肉或者黑干肉、种猪及晚阉猪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加强对定点屠宰的生猪进行瘦肉精等禁用药物的自检。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场）、点。

第十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发现有下列情况的，应当在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商务主管部门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一）屠宰前确认为国家规定的病害活猪、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

（二）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者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以及生猪产品。

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和损失，除中央财政补助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安排补助资金。补助费用分摊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商务部门确定。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屠宰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

（二）屠宰经瘦肉精等禁用药物检验不合格的生猪；

（三）屠宰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

第二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屠宰的生猪胴体应当悬挂于通风、阴凉、清洁的场所，不得靠墙、着地或者接触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内脏以及加工后的肉品应当存放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设施中。对未能及时销售或者出厂（场）、点的生猪产品，应当采取冷冻或者冷藏等措施予以储存。

运载生猪产品，应当使用冷藏车或者防尘和设有吊挂设施的专用车辆，不得敞运。运载工具使用前应当清洗、消毒。

第二十一条 从事生猪产品加工、销售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应当采购、销售或者使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小型生猪屠宰点屠宰的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并建立生猪产品进货台账。

第二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建立生猪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如实记录活猪进厂（场）、点的时间、数量、产地、供货者以及生猪产品出厂的时间、品种、数量和流向。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逐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生猪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第二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发现其生产的产品不安全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已经上市销售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并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召回的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四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不得拒绝代宰经检疫合格的生猪。代宰服务费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收费标准应当张贴明示。

第二十五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应当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按照国家有关生猪屠宰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及时报送屠宰、销售、无害化处理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不得限制外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进入本地市场。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履行职责，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对受理的举报和投诉案件，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商务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猪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押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生猪、生猪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备。

商务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依法监督检查时，发现未经定点屠宰、集中检疫或者检验的生猪产品，应当先行制止，相互通报，并按照各自职责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不再具备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由批准设立的人民政府取消其生猪定点屠宰资格。

第三十条 对举报生猪定点屠宰违法行为有功的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商务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一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违反生猪定点屠宰规定的，按照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二条 小型生猪屠宰点出借、转让生猪定点屠宰证书或者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取消其小型生猪屠宰点资格；有违法所得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三条 小型生猪屠宰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屠宰生猪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或者技术要求的；

（二）未如实记录其屠宰的生猪来源或者生猪产品流向的；

（三）未建立或者实施肉品品质检验制度的；

（四）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如实记录处理情况的。

第三十四条 小型生猪屠宰点出厂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没收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取消其小型生猪屠宰点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小型生猪屠宰点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生猪产品、注水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取消其小型生猪屠宰点资格。

第三十六条 小型生猪屠宰点屠宰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生猪产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取消其小型生猪屠宰点资格。

第三十七条 屠宰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点拒绝代宰经检疫合格的生猪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生猪屠宰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的小型生猪屠宰点，是指仅限于向本地市场供应生猪产品、设计日屠宰量小于五十头生猪、设施设备未达到国家《生猪屠宰企业资质等级要求》规定的最低等级资质条件的生猪屠宰点。

第四十一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牛、羊定点屠宰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2003年9月28日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人格”概念探源??从民法的视角出发

摘要
本文首先对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进行了解析，重点是以民法的视角分析该概念的先验歧视色彩。随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权利能力”一词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民法典》制定者处于资产阶级兴起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继承罗马法，但他们不要其中的公法因素；他们也需要继承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但他们不要那个“排除了部分生物人加入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的“人格”一词。最后，本文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主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罗马法 人格 权利能力 康德伦理人格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人格

壹

人格与权利能力探源
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
罗马法中，“人”这一语词有三种不同表达，并代表三种不同含义：I homo－自然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II caput－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III persona－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具体身份，即，其在各类具体权利义务中的身份。
以上概念中，人II（caput），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需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在当时，罗马法以人格或人格权（caput）来总称这三权。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市民权在罗马法类似于今日之公民权或者国籍概念，其内容包括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私权－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小结论：a罗马法对生物人与法律人有所区分；
b罗马法中“人格”、“人格权”（caput）等同于法律人；
c罗马法中caput一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因素。

二、权利能力的诞生
（一）背景资料
背景1：生产力与经济环境。
由于交换经济的勃兴和俾斯麦创设的大学制度，传统日耳曼的庄园制在近代德国受到挑战，原先在庄园奴隶主的领属下带有奴隶性质的农奴渐渐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并成长为德国历史上新兴的市民阶层。而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工场制度的萌芽，许多农民子弟进入城市，一方面受雇于人获取工资，另一方面购入生活资料，从而事实上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小结论：奴隶制的逐渐瓦解使更多的“生物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律关系主体。这里暗含的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制度变迁，从而导致在历史上仅特定阶级所享有的“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机会在事实上被更普遍地赋予给了“生物人”。

背景2：文化思潮与理论土壤。
1900年属于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继承了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体思想和个人平等原则。
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该理论几个比较核心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作为手段使用”（康德）；“做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黑格尔）。

（二）基于背景资料的分析和推理：“权利能力”的诞生
基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客观要求，加上当时的文化思潮及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的深刻影响，德民制定者认为：在法律上，应当赋予每个生物人以原先在罗马法中仅赋予给特定人的那种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中”的机会，（此即人格），也就是说希望基于“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让每个生物人均能成为法律人，均能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这么一种利益；而作为民法典的制定，此种“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利益的普遍赋予就体现在德国人创立的“权利能力”一词中??他们使用了一个新创的“权利能力”，而非使用罗马法中的“人格”一词，避免了将罗马法中“人格”的歧视色彩带入其 “自由平等”的民法典之中：
德民制定者选择“权利能力”一词作为宣示自然人／法人均有机会参与民事关系的符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
1．他们处于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资产阶级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壮大；而同时，旧的奴隶的、封建的制度仍未完全清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格”作为一个罗马法的概念包含了太多歧视性色彩。（它与伦理人格主义中的“人格”完全不同。）
2．另外，古罗马法人格要素中的市民权含有公法因素（前文已有论述），此为将“人格”直接植入民法典的障碍之二。
德国人需要找到一个概念以构建一个体现“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理性法和罗马学说汇篡法学”精神的主体制度， 他们需要创立一个词，这个词必须能够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所有的生物人均“有权”（或者说“有资格”、“有能力”）加入到民法调整的社会秩序之中。至迟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萨维尼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中明确对民事能力提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区分。德民制定者选择采用“权利能力”一词构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民法主体制度时，他们是在宣告：任何人都生而具有“享有权利的能力”，因而也就具有“持有权利的可能性”，再加上一份“行为能力”（一个人能够自由行为的前提，即能够取得权利的可能性），则德民立法者顺利地使用一个新创（在国家实体法中属于新创）的概念代替了原来包含着歧视色彩及公法因素的“人格”，并且起到了以这一新词汇确认民法主体、继而构建民法主体制度的效果。

第一部分的结论：
罗马法中的“人格”一词，一方面是罗马统治者为确认其法律秩序中主体资格的工具，另一方面，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更体现着一种歧视，即对生物人的不平等的区分。在后来的德国（资产阶级德国），其立法者通过新词“权利能力”的置入，既保留了“人格”一词用来描述法律体系中主体资格（在德民，体现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的作用，又排除了其歧视性色彩，并避免了其公法因素被带入私法领域之中。也就是说，“权利能力”一词的使用使德民制定者达到了继承罗马法的目的，同时又符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即：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导致的非人格人（无人格的生物人）在客观上需要参与到法律秩序之中的现实要求；“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要求；公私法相区分的要求。


贰

人格概念的解读及变迁；现代意义上的人格（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引子，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追溯到罗马法对“人格”（caput）一词的使用，其无非为区分出一类人（此处的人指生物人，即罗马法中的homo），使他们能在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内享受生活，可以说，在那种划分之下，如果“人”这一概念包含“社会关系”这一本质性的因素（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仅那一类被赋予“人格”（caput）的生物人才是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定义的人），而其他人类均与动植物无异??因为其他人类没有机会加入受法律调整的秩序／社会关系之中。事实上，这种区分远非它看起来那么简单：通过这种区分，那些生活于法律秩序之中的人们，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是同时既为目的又为手段的，他们可以通过“私法自治”去“以其所给，取其所需”；而那些生活于法律秩序之外的人们，在那样一个客观世界中，在那样一种规则之下，他们则从来就只能是手段，只能是客体。从而统治者以这样一种名义上的法，为着他们自己集团的利益，组织了那个疆域中的人类，过着一种“权利远远超过其义务的生活”??这一切只因为，在他们之外，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仅仅是手段，他们永远只有义务，永远是统治集团权利的源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参前文Part I的A部分），时势让国家治理者无法再恪守这种歧视区分，而不得不以法律或类似方式赋予所有生物人加入社会秩序之中的权利。从此，“人人享有权利并负担义务”，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将每个生物人都纳入法律调整的秩序之内??对这法律自身规则的合理性我们姑且抛开不谈??从而至少在名义上，统治者及其法律开始把所有的生物人均当作社会人了：把他们纳入法律秩序，并赋予权利、课加义务。说白了，这个时候的法律改变了古代“人格”所造成的歧视局面，它让所有的生物人均得到参与社会关系的机会，那么，直到此时，我们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本质的观点才可以说，人类即社会人，人类即法律人，人类即人。我们在法学领域中的人的概念符合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本质的定义，至此，“人得以成为人”。

第二部分的结论：
结论1：“人格”在人类历史中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古代人格”（罗马法为代表），此人格对一类人的法律地位的承认意味着对另一类人法律地位（社会关系属性）的排除／消灭。那是不合理的，但却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另一种是“现代人格”，其产生时间应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前后，由于其将所有生物人均置于法律调整的秩序当中，因而真正认所有生物人为人，从而实现了所有生物人在法律秩序中的平等。我希望能够这样表达：此时的“人格”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死亡??由于所有的生物人均被承认为人（社会人），则它已经丧失了罗马法上“人格”一词用来“划分生物人”这一主要功能??如果我们说它还存在的话，则此时的“人格”是一种与罗马法中的“人格”完全不同的人格了，它存在于法律中的意义体现为：
由于资源稀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导致人与人之间希望将自己仅视为目的／价值，而将他人仅视为手段的想法不可避免，那么，如果一部分人在客观世界中一旦真的成为了绝对的目的／价值，则必有一部分人会再次沦为绝对的手段，那么，人类社会又将回到类似于奴隶制的社会之中。因此，为了防止这种客观上无法消除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潜在危险给我们带来制度倒退和伦理灾难，现代人格找到了它存在的意义：
我们说，现代人格是作为一具古代人格的尸体矗立于民主、宪政的法律制度中，它宣告着古代人格的灭亡，并且告诉人们：你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将别人当作手段，但你永远不可能让自己成为绝对的目的而让另一个人成为绝对的手段，因为“人格”已死。